死亡的“三位一体”

财，则与凌虐肉体一样，会产生致命的后果。然而，这背后则完全是一场有意识的、应归因于战争的粮食危机。本笃会修士约翰·伯岑哈特（Johann Botzenhart）是他所在的乌尔姆附近的埃尔兴根（Elchingen）(13)修道院的厨房主管和酒窖技师，负责置办食品，因此他对当时每况愈下的粮食状况有一定的认识。“在穷人中间，嗜血的饥荒一日强过一日，因此每天都有很多人死去”，这是对饥荒的一个小结。不过，这不仅仅适用于穷人，也适用于客观上没有磨坊而缺少面粉的富人；人们不仅仅会饿死，也会被冻死。饥饿和冻伤往往被并称为两大致命杀手。

此时，“小冰期”似乎获得了机会——这一论点认为，17世纪普遍的气候变冷缩小了粮食供给的回旋余地，饥荒触发了分配冲突。事实上，这位厨房主管观察到了经常出现的气候变化现象：那时候，“基督圣体节”(14)还会下雪，或者秋天像“人类有记忆”以来从未有过的暖和，于是，越冬作物的秧苗或许能安然过冬。不过，没有人将粮食供给紧张归咎于整体气候变差。因为当土地无人耕作、役畜征作军用、磨坊毁坏无法磨面时，其他的解释都是多余的。有人死去，是因为他冬天不得不“光着膀子”逃命而冻死，他的死因在于天气或战争状况，不会怪到“小冰期”的头上。“小冰期”或许存在，但它只是在时间上模糊地与三十年战争同步，这也是有争议的。然而，人为造成、或许也会由人类终结的暴力及其后果，足以解释这样的灾难。我们从巴特克罗伊茨纳赫（Bad Kreuznach）附近的农民、葡萄园主塞巴斯蒂安·文德尔（Sebastian Wendell）的家庭收支账簿这一第一手材料中可以知道，农田耕种和粮食收获是如何在军队横扫及其进攻下被迫中断，又是如何在农民重伤而丧失大量劳动力的情况下走向完全停滞的。在这种情境下，没有人人饿死反倒令人惊讶。

哈佩全面的战争编年史也对饥荒给予了特别的关注。如果把那些声声泣血的消息连成报纸的头条的话，那么从字面上便能了解到1626年的大致情况：“人们因饥荒从哈勒（Halle）逃往吕内堡（Lüneburg）”“伯爵领地施瓦茨堡（Schwarzburg）饿殍遍野”，最后是“从未经历的物价上涨和饥荒”。其后果是请愿民众“每天有500人聚集在宫殿前”。在17世纪30年代的危机中，“法兰克尼亚地区发生了可怕的饥荒，使妇女和小孩、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为了面包逃往图林根”，但噩耗又来了，“数千人因饥荒死于图林根”。编年史中还有吃人的可怕细节，食用那些现在看来很恶心的腐烂食物和昆虫，饿死的人像俗语中说的那样，真的被“咬进了草里”(15)，再也无法开口。此时，出版业和印刷业正日益兴起。或许，这位真正忧心忡忡且心怀善意的、身处管理岗位的编年史学家应当刊登一些号召力强的大字标题，敦促政客们有所行动。事实上，他自己也时而从报纸中获得消息，身处政界的他深知，如果这么做于事无补的话，那么也没有更好的方法了。

第三重恐怖即死亡三角底边上的另一角则是瘟疫，其中首推“鼠疫”，也包括其他致命的传染病，或是能叫出名字的红痢疾。瘟疫的痛苦闯入人们的生活，它是如何逼近、侵袭编年史学家们及其周围的人，如何使一部分人虔诚地屈膝投降、一部分人暴怒得不知所措的，读来令人动容。着眼于世界的史学家哈佩不得不经历亲友一个接一个地染上这种令人不适、厌恶又残酷无情的疫病而死去，他给他们记下名字、亲属关系和职业，留作纪念。哈佩携妻儿出逃，瘟疫过后，他们返回家乡，“看看我那些最爱的朋友们是否还在人世”。1626年，在小小的格罗伊森（Greußen），最糟糕的一个月里死去了344人，全年有843人丧命，这丝毫不奇怪。17世纪30年代，图林根附近的其他村庄也受到几波瘟疫的侵袭，直到最后，哈佩本人在听到接二连三的死讯后也宿命般地染上了瘟疫。其中最可怕的是施瓦本的一个小地方比贝豪（Biberau），一场时疫过后，300多名居民中仅25人被有名有姓地记载下来，但是，记载下来的不是死者姓名，而是仅有的幸存者。由瘟疫引起的大规模死亡，也曾在奥格斯堡、莱比锡和德累斯顿等大城市肆虐，人口成片地锐减。瘟疫带来的死亡风险与战争暴力相比，似乎也不遑多让。

然而，这些致命的疫病受到战争影响，应将其爆发归咎于战争。原因是：一方面，瘟疫通过军队的持续行军而四处传播。当符腾堡的神职人员还在尝试说服市民瘟疫是上帝的惩罚时，像哈佩这样的历史学家已经认识到，只有当夺人性命的军队自己碰上惩罚时，才会近乎讽刺地请出上帝来利用一番。另一方面，由于灾民涌向敌后安全地区，敌后狭小的空间和糟糕的卫生状况必须负一部分责任。“那里民不聊生，饿殍遍野。我们在痛苦中互相枕藉。物价飞涨，饥肠辘辘不期而至，随之而来的是邪恶的病痛和瘟疫。于是，数百人死去。”关于传染病、食物短缺造成的疾病和死亡的情况，上文提到的、被迫逃亡的记录者黑尔勒如是说。下面主要谈谈食物短缺和传染病之间饱受诟病的相互影响：因为常年营养不良、丧失体力的人几乎没有抵御疾病的抵抗力，所以，他们事实上是死于战争导致的饥荒。这位编年史学家提到，“由于这场大饥荒造成了大规模的死亡和瘟疫，数千人死去”。事实上，1632—1635年的大规模瘟疫导致大量人员死亡，这样的情况在14世纪中叶的中欧黑死病之后还是首次出现。这场瘟疫前后均有过短暂的疫病感染，但其杀伤力证明了这场大规模传染病成为三十年战争中的最后一次瘟疫并非偶然。

因此，将暴力、饥荒和瘟疫织成一张死亡之网的源头，自始至终都是战争。概括起来说，有些细节依然明晰：如果资源被因发动战争而进行的征召、烧杀抢掠而消耗了的话，那么这首先应归咎于战争暴力，而不是怪到经济、气候等其他因素头上。由此产生的食物危机和饥荒让人们对传染病失去了抵抗力。各路军队以及逃离军队、躲到安全城墙后的人群造成的拥挤则催生了疫病的蔓延。为争夺最后的粮食库存，民兵和军队都准备好了使用暴力，饥饿则使得这一情况进一步尖锐化。这是一个应归罪于战争的危害体系，人成了它的牺牲品，并用暴力、饥荒和瘟疫构成的死亡三角敲响“丧钟三连”，威胁着整个社会及其文化。

末了，一位编年史学家作出如下判断：“这场战争、瘟疫、物价飞涨和大饥荒让邦国的人口急剧下降，少到令后人难以置信。”另一位编年史学家则对这样一场前所未有的战争过后是否还会留下后人感到怀疑。难道这样的担忧不是终止战争和持续摧毁文化的死亡三角的绝佳理由吗？

也许，此时应对神学家提出要求。从跨教派的宗教角度将战争疾苦解读为上帝的三重惩罚，有利于向民众解释并帮助他们克服心理障碍，但亦减轻了其忍受度。当时是一个神鬼之说横行的时代，是否有可能将战争解释为撒旦的三重杰作而非上帝的作品，并赋予背负责任之人与恐怖的“三位一体”作斗争这一基督徒的使命？事实上，沃尔夫冈·E. J. 韦伯（Wolfgang E. J. Weber）考据出的神学战争批判甚至大量使用上帝之惩罚威胁当权者，结果却完全背道而驰——它没有从战争中拯救人们的性命，而是妄图索取牧师的供养费，理由是战争导致的牧师缺位会影响到信众灵魂的救赎。直到1644年才有一位牧师站出来，指责其同僚“不仅没有反对战争，反而助长了嗜血的战争”，而彼时救世主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