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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形势下,中央政治局常委讨论了上述意见。11月25日,华国锋代表中央政治局在会上宣布,中央决定:为“天安门事件”公开彻底平反;为所谓“二月逆流”和“薄一波等六十一人叛徒集团”的重大冤案平反;纠正过去对彭德怀、陶铸、杨尚昆等同志所做的错误处理;一些地方性重大事件,一律由各省、市、自治区党委根据情况实事求是地予以处理,中央专案组要结束工作,全部案件移交中央组织部;康生、谢富治民愤很大,要对他们进行揭发、批判,等等。后来,1978年12月14日,中央工作会议在印发华国锋这次讲话时,又根据大家意见,增加了承认“反击右倾翻案风”是错误的,将中央有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文件全部撤销一条。这些决定,使两年来广大干部群众一直强烈呼吁的几个重大问题基本得到解决,与会同志顿时感到心情舒畅。在中央工作会议的基础上,1978年12月8日~22日举行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会议公报郑重指出:会议认真地讨论了“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一些重大政治事件,也讨论了“文化大革命”前遗留下来的某些历史问题。会议认为,解决好这些问题,对于进一步巩固安定团结的局面,实现全党工作中心的转变,使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万众一心向前看,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四个现代化努力,是非常必要的。会议对有关历史问题作出结论。十一届三中全会为纠正和平反在全国有重大影响的冤假错案的工作树立了榜样。从此,全国范围的平反冤假错案工作迅速展开。平反冤假错案工作的主要内容“文化大革命”的十年,造成了大量的冤假错案,据当时中共中央组织部的统计,全国脱产干部约1700万人,立案审查的竟占17%。其中,中央和国家机关副部长以上和地方副省级以上的高级干部,被立案审查的竟高达这类干部总数的75%。此外,解放军系统有8万多人受诬陷,1100多人被迫害致死。文化部所属单位有2600余人受诬陷。教育部所属单位在17个省、市有142万余人受到诬陷。中国科学院直属单位在17个省、市有5万多人受诬陷,等等。再加上被审查的基层干部、工人和他们亲属中受波及者,大约有近一亿人口需要平反冤假错案,以求在政治上、精神上得到解放。任务相当繁重。由于“文化大革命”后“两个凡是”方针的推行,使这项工作进展缓慢,步履艰难。据统计,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辽宁省在“文化大革命”中和“文化大革命”前被错定为敌我矛盾的50多万人中,尚有80%没有得到纠正;广东省“文化大革命”以来被定为反革命的案件也只复查了24%。当时冤假错案给亿万人民造成的身心伤害,所形成的对党的感情隔阂,和在朋友、同志之间存在的互相防范心理已经成为危害安定团结,影响工作重点转移的重要因素。因此,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党中央大大加快了平反冤假错案的步伐。1979年1月,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强调提出,冤案、假案、错案一经发现,就要坚决纠正。一切不实之词,一切不正确的结论,一切错误的处理,不论是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做出的,不论是哪一级组织、哪个领导人批准的,都要纠正过来。此后,平反冤假错案工作全面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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