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抗争”（1）

“二月抗争”“二月抗争”是以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为代表的党和广大人民群众，在“文化大革命”中对“左”倾错误和林彪、江青一伙的倒行逆施的第一次公开反抗。错误的东西受到马克思主义政党和受党多年教育的广大群众的抵制和反抗具有其必然性。但在1967年2月前后突然爆发出来，又有其特定的历史条件。抗争的缘起“文化大革命”从1966年5月全面发动，经过半年多的实践，特别是从上海“一月风暴”开始的全面夺权，使党内以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为代表的健康力量逐渐对“文化大革命”的本质有了比较清醒的认识，是这次抗争发生的根本原因。“全面夺权”开始后，在全国范围内，动乱的程度陡然上升。中央文革小组的极左分子们的野心更加膨胀，作风更加跋扈霸道，行为更加肆无忌惮。在他们的策划、指使和支持下，从中央到地方连续发生了一系列严重的重大事件。1967年1月4日，中央文革小组的陈伯达、康生、江青等竟然蓄意捏造罪名，在未经中央政治局常委讨论的情况下发表讲话，擅自宣布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革小组顾问陶铸是“中国最大的保皇派”、“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忠实执行者”，突然将当时位居党中央第四位的陶铸打倒。陶铸是1966年6月从中共中央中南局调来北京担任中央宣传部部长一职的。在8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他被补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同时任国务院的副总理。陶铸到中央后，虽然身为中央文革小组顾问，但却与周恩来等一样，与中央文革小组的极左思潮和行为格格不入。在许多问题上，他坚决抵制了“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错误做法，与江青等人进行了尖锐的斗争。陶铸的立场成为江青等人煽动极左思潮的严重障碍，不打倒陶铸，中央文革就难以为所欲为。毛泽东曾就陈伯达这种“一个常委打倒一个常委”的极不正常的做法提出了严厉的批评。但中央文革小组却已造成了既成事实。继陶铸之后，原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王任重，全军文化革命小组组长、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刘志坚，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萧华等，也先后被打倒。1月6日，在江青等人的策划下，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红卫兵采取卑劣手法，将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骗出中南海，强行带到清华大学批斗。后来，在周恩来干预下，清华大学红卫兵才不得不将王光美放回。与此同时，在中央文革小组的操纵下，一些红卫兵和造反派多次包围、冲击中共中央和国务院驻地北京中南海。这些群众组织提出要揪斗住在中南海内的刘少奇、邓小平、陶铸等领导人，并声称要将李富春、陈毅、谭震林、李先念、余秋里等一批国务院负责同志揪走。1月，戚本禹在中南海内煽动围攻刘少奇、邓小平、陶铸等。在中央文革小组的煽动下，北京连续出现“打倒”周恩来、朱德的标语，朱德、贺龙的家也被造反派查抄。在各省、市、自治区，几乎所有的党政领导人都被斗、被批、被抄家。其中，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安徽省委书记李葆华、福建省委书记叶飞等被打倒后的一段时间里，连中央都不知道其生死或去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