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的发动（5）

8月5日，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措词激烈地指责“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是“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长资产阶级威风，灭无产阶级志气，又何其毒也！”还写道：“联系1962年的右倾和1964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省的吗？”从而直接点明了发动这次“大革命”的主要矛头所向。此后，会议转向指责刘少奇、邓小平等在一线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领导人。8月6日，已向全会请假、在外地“养病”的林彪被毛泽东紧急召回北京。林彪到会并摸清毛泽东的意图后，立即采取了与大多数中央领导人截然不同的态度。8月8日，在接见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时，他声称要“弄得翻天覆地，轰轰烈烈，大风大浪，大搅大闹，这半年就要闹得资产阶级睡不着觉，无产阶级也睡不着觉”。8月12日，林彪又说：“在这次规模伟大的文化革命进行的过程中间，发生了严重的路线错误，几乎扼杀这一个革命”；“主席出来扭转了这种局势，使这次文化革命能够重整旗鼓，继续进攻”。第二天，他还说：“这次要罢一批人的官，升一批人的官，保一批人的官。组织上要有个全面的调整。”8月8日，全会通过主要由中央文革小组起草、经毛泽东审定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对“文化大革命”运动的目的、重点、依靠力量、方法等作出了规定。《十六条》规定：“在当前，我们的目的是整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是首次明确提出“文化大革命”的目的和斗争对象。《十六条》规定，“文化大革命”的依靠对象是所谓的“革命左派”。8月9日，《人民日报》公布了《十六条》。《十六条》的通过，表明全会确认了“文化大革命”的“左”倾指导方针。会议临近结束时，毛泽东突然提出要改组中央领导机关。政治局常委由原来的7人扩大为11人，增加了陶铸、陈伯达、康生、李富春。原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是由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调任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兼中宣部部长的，但是他在进入政治局常委后不久就被排斥。在政治局常委的名次排列中，林彪排在毛泽东之后，名列第二位；刘少奇则由原来的第二位降到第八位。全会没有重新选举中央副主席，但以后只有林彪被称为中央副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的副主席职务不再提及。这次中央机构的改革，实际上取消了原来以刘少奇为代表的中央一线领导。会议期间和会后，刘少奇、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相继受到批判，毛泽东“左”倾错误的个人领导实际上取代了党中央的集体领导。8月12日，会议通过了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公报提出：毛泽东关于“文化大革命”的一系列指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个重大发展”，“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毛泽东思想是在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公报认为：“搞好这场文化大革命，关键在于信任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要敢于革命，善于革命，不要怕出乱子。”公报还说：“全会认为，林彪同志号召人民解放军在全军展开学习毛泽东同志著作的群众运动，为全党全国树立了榜样。”经过1966年5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十一中全会两次会议的发动，“文化大革命”终于在全国全面地开展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