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抗争”（2）

1月10日，经江青授意，在中央文革小组的关锋、王力等人起草的《关于〈解放军报〉宣传方针问题的建议》中，进一步明确地提出了“彻底揭穿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主张。在经林彪同意后，1月14日的《解放军报》发表《一定要把我军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彻底》的社论，公布了这一说法。社论说军队“文化大革命的阻力主要是来自混进军队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来自极少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人民日报》次日便加以转载，“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迅速流传全国，为造反派把矛头指向解放军提供了合理依据，从而使动乱的危机更为严重。1月17日，中央批转公安部《关于各级公安部门开展文化大革命的通知》。通知说，公安机关过去的某些规定已不适应形势，应立即作废；公安机关要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的一切革命行动，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把公安机关的文化大革命搞深搞透。1967年初，“全面夺权”之风一起，仅短短一个多月，从中央到地方的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普遍被揪出、批斗、打倒，一些领导干部被迫害致死：1月8日，中共云南省委书记、昆明军区第一政委阎红彦，因不满并抵制造反派的胡作非为，在遭到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的电话训斥后在当地愤然辞世，以死相争。1月中旬，中共天津市委几位书记刚开完市委机关干部大会，便被外面的造反派一拥而上，强行绑架，不知去向。1月21日，海军东海舰队司令员陶勇，因公开反对林彪及其同伙的倒行逆施，在连续遭受打击迫害后突然身亡，死因不明。1月22日，被江青、戚本禹诬蔑为“煤炭系统最大的走资派”的国家煤炭工业部部长、党组书记张霖之，在遭造反派长达一个月之久的毒打、逼供后，带着遍体鳞伤死在北京矿业学院。1月29日，中共山西省委第一书记、原山西省省长卫恒，在被“夺权”的造反派宣布为“山西省最大的走资派”后不久，便在造反派关押处饮恨而死。与此同时，各级党政领导机关、企事业党组织大多已处于瘫痪状况。为了夺权，各个造反组织拳脚交加，刀兵相向，各种各样的武斗在全国普遍出现。武斗不仅给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日益严重的威胁，也使国家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更使人们不安的是，在中央文革小组的鼓动下，军队中的不稳定因素也在激增，一些军事部门也面临失控的危险。人们的思想狂热而又混乱，坚定而又迷茫。一个处在和平建设时期的社会主义大国，却突然出现了如此动荡、混乱的局面，谁也说不清这种愈演愈烈的局面会朝什么方向发展、会发展到什么程度。在当时的条件下，人们虽然还不可能从根本上认识到眼前所发生的一切，但党内外一些有识之士都已在不同程度上认识到这样的“大乱”是“全面夺权”造成的，是中央文革小组推波助澜的结果。他们强烈地意识到，国家不能乱，特别是军队不能乱。面对着不断恶化的局势，老一辈革命家忧心如焚，寝食不安。他们的忍耐已达到了极限，又一次与“左”和极左思潮的抗争一触即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