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汉年）、扬（帆）反革命集团”案（5）

按照毛主席不开杀戒的精神，这时扬帆当然也不能判死刑了。但还是拖到1965年8月，才由最高人民法院判了16年有期徒刑（比潘多判1年），外加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扬帆判刑后，监狱当局曾提出，有期徒刑犯应送劳改场所服刑改造，准备将扬送往北京延庆劳改砖厂，但是得不到江青同意不能实行，所以扬帆一直被关在秦城监狱单间牢房内服刑。江青走到前台亲自指挥“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江青成为中央文革小组的副组长，权倾一时。1967年3月，江青通过陈伯达批了一个条子给公安部长谢富治：“请谢富治同志再把扬帆、饶漱石、潘汉年抓起来。”实际上当时扬帆并未放在外面，仍关在秦城监狱，而潘汉年再次入狱。1967年4月12日深夜，江青和叶群等一起到京西宾馆，通过杨成武找来陈虹等四人当面宣布：“我代表毛主席、党中央，交给你们一个重要任务，现在我宣布，由陈虹任组长，王育民任副组长，派你们去上海搜集饶、潘、扬反革命集团的档案材料。”并说：“这个案子过去有人包庇，没有搞透。”专案组设在京西宾馆12楼，由江青直接领导。扬帆发现来审他的人并未掌握更多材料，就采取局限于对徐子荣、罗瑞卿讲过的关于反映江青问题的经过情况，既未直指江青的名，也不多说什么，用这种办法来对付。专案人员无法深入追问，便整理了口供材料，要扬帆签字按手印回去向江青汇报。江青看了口供材料说：“你们送来扬帆的口供记录，我看后很高兴，几十年没有解决的问题解决了。他过去向中央发过两次电报，都是署名殷扬，反对我和毛主席结婚，你们再去提审。”她的意图就是想进一步突破扬帆新的问题，找到借口来改判重刑，达到灭口的目的。但专案组人员觉得审来审去都是同一个内容，而且扬帆已经交待清楚了，所以没有再继续审问下去。这时秦城监狱实行了军管。扬帆在被判决后仍一直保持的每餐两个菜的待遇也被取消了。扬帆不但吃不饱，连喝的水也减少了，再加上白天黑夜不时被打骂、体罚，身体上的摧残和精神上的折磨使扬帆衰弱的身体更虚弱了。这样下去，即使没有被判重刑，也会被慢慢地折磨。潘汉年的生活标准也被降低到最低的限度，而且对他进行不停顿的审讯和无休止的折腾，给潘汉年造成了雪上加霜的苦痛。他病倒了。1967年10月，经医生检查，初步确定为肝癌。按照惯例，对这样身患“绝症”的老年“犯人”，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应千方百计予以治疗，以保证犯人康复。但当时公安部的主管领导在接到监狱当局关于潘汉年病情的报告后，当即请示谢富治，居然建议专案组抓紧审讯，并给潘汉年增加一点营养，使他多活一些时间，以利搞清“潘犯”的问题和挖出更多潘所知道的材料。1968年10月至12月三个月内，潘汉年被突击审讯了40多次。一个月之后，在38天之内，潘汉年又被审讯了40多次！就这样，经过近3年“最最革命”的审查以及大规模的内查外调，在没有发现任何新材料的情况下，1970年7月3日，专案组向中央文革小组提出关于潘汉年“罪行”的“审查报告”和“补充报告”以及“判刑意见的报告”，建议将潘汉年永远开除党籍，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然而，真正执行这一刑事意见报告却是1975年3月之后的事。这时，“文化大革命”已接近尾声，解放干部、落实政策的呼声日益高涨。有鉴于此，中央也加快了各专案处理的工作步伐，并统一部署将许多重要的犯人分散安置到各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