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汉年）、扬（帆）反革命集团”案（3）

扬帆自1955年初被押到公安部，关押了11年后才判决。为什么“被长期搁置，并没有依法移交检察机关审理”（杨尚昆语）？原因较复杂。除因扬帆死不认“罪”又找不到有力证据定不了案的原因外，重要原因还是由于江青不能满足自己的打算而横加干预，故长期难以结案。高饶事件牵出“饶、潘、扬反革命集团案”1955年，全国党代表会议在北京召开，这次会议主要是邓小平同志代表中央作《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报告》。在这个过程中，风云骤变，不仅高、饶问题“逐步升级”，最后来了个180度的大转折：会议一致同意中央政治局在七届四中全会后对高、饶问题所采取的措施，通过了《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但将决议中对饶漱石的组织处理改为同高岗一样“永远开除党籍”。经毛主席“拍板”，认定饶犯有反革命罪，指示公安部在1955年4月1日将他逮捕入狱。3天后，又牵出所谓“饶（漱石）、潘（汉年）、扬（帆）反革命集团”案，又把饶漱石列为首犯来查究。杨尚昆在晚年回忆中，讲述了这个突如其来的大变化的来龙去脉。其一，饶漱石闹翻案，激起了众怒。1954年底前后，饶漱石突然一反其沉默寡言的常态，闹翻案。饶的翻案行为把代表们惹火了。其二，扬帆案件，火上浇油。全国党代表会议上印发的材料中，有一件是揭发扬帆在上海解放初期主持镇反，搞“以特反特”，“重用、包庇和掩护了特务分子、反革命分子达3300多人”的，其中好些事涉及饶漱石。其三，潘汉年的“交待”，引发更大“爆炸”。1955年3月下旬，当全国党代表会议的议程进入“高、饶问题”后，一些受到高、饶影响或和高、饶问题有牵连的人，先后在会上作了自我批评或交待。毛主席对此表示充分肯定。潘汉年受到很大震动，他想到：自己同扬帆、饶漱石都有过工作联系；在所谓上海市公安局“重用、包庇和掩护”反革命的问题上，自己作为分管政法、情报工作的副市长当然负有一份不可推卸的责任。1943年夏天，他从新四军淮南根据地到上海同李士群联系时，李借故把他骗到南京，用劫持的手段拉他去见汪精卫，这件事他在回到根据地后，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没有向组织上报告过，现在说明问题很困难。经过反复考虑，他在全国党代表会议闭幕的第二天，即1955年4月2日，带着写好的材料去向出席党代表会议的上海代表团团长陈毅报告，并请他将那份材料转呈中央。陈毅大吃一惊，感到事关重大，安慰了潘几句，便匆匆将潘的交待材料亲自送到中南海给毛主席。毛主席看过材料后大为震怒，批示：“此人从此不能信用。”并作出立即逮捕潘汉年的决定，在4月3日责成公安部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