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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明朝呆了二十多年的葡萄牙人曾德昭说“中国人爽快地赞颂邻国的任何德行,勇敢的自承不如,而其他国家的人,除了自己国家的东西以外,不喜欢别的东西。中国人看见来自欧洲的产品,即使并不精巧,仍然发出一声赞叹。……这种谦逊态度真值得称羡,特别表现在一个才能超越他人的民族上,对于那些有眼无珠、故意贬低所见东西的人物,这是一个羞辱。”
鲁迅曾经说“中国人对于异族,历来只有两样称呼:一样是禽兽,一样是圣上。从来没有称他朋友,说他也同我们一样”。这不符合明代的事实。
看看明代知识分子自己是如何说的。瞿式榖说:“其人而忠信焉,明哲焉,虽远在殊方,诸夏也。若夫汶汶焉,汩汩焉,寡廉鲜耻焉,虽近于比肩,戎狄也。”“试按图而论,中国居亚细亚十之一,亚细亚又居天下五之一,则自赤县神州而外,如赤县神州者且十其九,而戋戋持此一方,胥天下而尽斥为蛮貉,得无纷井蛙之诮乎!”
瞿式榖的论说可能有不准确处,但其开放的眼界,包容的心胸则值得称赞。而这种心态在明代主流知识分子中是有普遍性和代表性的。比如著名东林党人冯应京在《舆地图叙》中写道:“即如中国圣人之教,西士固未前闻,而其所传乾方先圣之书,吾亦未之前闻,乃兹交相发明,交相裨益。惟是六合一家,心心相印,故东渐西被不爽耳。”
再如明末著名的反清志士朱舜水说:“世人必曰:‘古人高于今人,中国胜于外国。’此是眼界逼窄,作此三家村语。”这是何等的豁达,何等自信开放的胸襟。
李申在《中国古代哲学和自然科学》说得好,明朝“没有人号召‘师夷之长’,因为根本用不着号召。明朝人对待各种技术的一般态度是:只要好,我就用,不管它来自哪里。”
正因为有这样的心态,尽管当时的中国军队不断击败前来骚扰的西方殖民者,但明朝政府依然能够积极向被自己击退的敌人身上学习好的东西。
正德十六年,汪鋐奉命率军赶跑了占据屯门的葡萄牙人,缴获了许多枪炮.他马上上疏给明朝政府,认为这个兵器威力很大,要求大量仿制并装备部队.明朝政府听从了建议,并提升他为右都御史,专门负责此事。从那以后,明代的火器一直敏锐地紧跟世界动态,一旦发现新式火器,立刻大规模仿制和改进。
甚至对于来访的西方人,明朝的官员都不会放过他们随身携带的火器。
1585年出版的西班牙人门多萨著的《中华大帝国史》中记述了菲律宾群岛圣奥古斯丁会主教马丁?德?拉达修士和他的同伴遮罗尼莫?马丁修士以及同行的西班牙军人到明朝来联络消灭中国海盗林风的事情,其中记载:“下一天,总督派人去访问我们的人,向他们要一把剑,一支火绳枪和一个火药桶:因为他要据此制造。我们的人把这些送去,后来得知他们仿制了,尽管不那么完全相同。”
而到了封闭僵化的清朝统治下,这样开放自信从容的态度是荡然无存了,清朝统治者不仅自己不主动寻求对西方先进事物的学习,甚至当这些先进事物已经送到一些清朝帝王那里的时候,还是仅仅被他们当成玩物。1793年,英国派遣到清朝的使者马嘎尔尼在送给乾隆的礼品包括各种当时世界上先进的仪器和武器,“礼品介绍中专门提及了榴弹炮、迫击炮以及手榴弹、卡宾枪、步枪、连发手枪”,然而所有这些乾隆看来,仅仅成了是他个人的玩物而已,这些送上门来的先进武器,对清朝没有任何影响,直到几十年后,清朝使用的还是两百多年前明朝时代的武器,被英国教训得头破血流,摇尾乞怜的时候,才知道要去学习,而这时的清朝已经成为西方殖民强盗的奴才和代理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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