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共和”有什么错？ (2)

民国肇建，世风大变，时人比照前后两种政制的特点：“共和政体成，专制政体灭；中华民国成，清朝灭；总统成，皇帝灭；新内阁成，旧内阁灭；新官制成，旧官制灭；新教育兴，旧教育灭；枪炮兴，弓矢灭；新礼服兴，瓴顶礼服灭；剪发兴，辫子灭；盘云髻兴，堕马髻灭；爱国帽兴，瓜皮帽灭；阳历兴，阴历灭；鞠躬礼兴，拜跪礼灭；卡片兴，大名刺灭；马路兴，城垣卷栅灭；律师兴，讼师灭；枪毙兴，斩绞灭；舞台名词兴，茶园名词灭；旅馆名词兴，客栈名词灭。”——对勘之下，可以看到，民国之于清朝的进步，有多少表现为纯粹的形式，有多少表现为伤筋动骨的实质？而这就是所谓的“民主共和国”。如果仅仅满足于此等表象的变迁进化，那么“共和”确实不需要绞尽脑汁、积累跬步的“办”，而由辛亥革命的一声枪响，一次和谈，一纸约法出台，一场总统就职，皆一蹴而就，一夜之间即可实现翻天覆地的良辰美景。

但这毕竟不是我们所追求的理想国。正如笑蜀在对袁伟时的访谈当中所指出的那样：“无论是孙中山还是宋教仁还是其他革命党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他们对民主共和的追求，更多的是出于一种信念，一种热情，而不是出于一种实证的、理性的研究，缺乏坚实的心理基础。”（《回望百年共和路》，载《南方周末》2006年11月16日。）——他们是将共和作为一个梦想，而不是一次实验；他们奉行的是眼高手低的理想主义，而不是脚踏实地的实证主义；甚至说，他们过于注重理念的革命，而不是制度的进化和利益的博奕。这些高调、空泛的特征，在孙中山身上呈现得尤为显明。1912年，孙袁北京会晤，孙即表示，练兵百万以强中国，由袁来施行；修中国铁路十万公里，则为他的专职。后来他果然风风火火干起来，出任中国铁路总公司经理，设立总部于上海，乘坐豪华花车到全国巡视演讲，连黄兴亦受聘任汉粤铁路督办以襄助孙先生。可结果，直到孙袁关系破裂，乃至孙一生一世，他构想的铁

至2007年，新中国的铁路营运里程才达到7.8万公里，距离孙中山先生的预算仍有不小的距离。而至今日，民主共和发展的程度是否达到孙先生制订的政治指标呢？尽管我们听不到来自天堂的回音，可低下头颅，扪心自问，我们依然不能昂首挺胸，乐观起来。

以史为鉴，可知得失。审视以袁世凯为主线的这一段民国史，我们理应切实认识到：“办共和”并没有什么错，与办洋务、办实业一样，共和就是一次纠错的实验，一项铺路的工程，如果前途不通，那就尽快拆除障碍，实在不行则改道行进；如果未来有阵雨风暴降临，那亦不妨停工片刻，我们不至为视线以外的虚幻正义舍弃现存的正义，尽管现存的是残缺的，未来的是整全的。我们只需明确一点，共和是永恒的路标，无论怎样“办”，必须以不偏离大的方向为前提。在此一前提之下，我们可以认同那位被唐德刚先生赞誉为“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才大心细，做事扎扎实实，有板有眼，极有效率的行政专才和标准的中国法家”的袁世凯；可以认同他在中国第一次立宪运动当中的成就：“废除科举、发展新式教育、创办中国近代公、检、法体系、推行基层自治和三权分立、整顿吏治，创办商会，发展实业、修铁路、练新军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