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共和”有什么错？ (1)

陶菊隐先生《政海轶闻》录有“办共和”一题，批评袁世凯：

……袁帝制自为，身败名裂。论者每归咎于左右之浸润，而不知左右皆窥意承志，发纵指示者乃其自身也。民国三四年，袁氏每与人谈办共和之成绩如何，对各省大吏来京请训者亦以是为询。夫共和政体，信誓旦旦，岂容冠以‘办’字？其蔑视共和可知，其以此为试办性质可知。然闻者初无以应，盖反对共和即为叛国行动，虽元首言外有物，亦无人敢宣之于口也。

这一节史料后来流传甚广，因为陶先生是民国年间的名记者，新闻人的公正加上见证人的真切，使得他的历史记录愈加可信。后人每每批判大独裁者袁世凯对民主共和制的虚情假意，窃国盗权的狼子野心，多半引用“办共和”的逸事加以论证。

如傅国涌先生撰《共和如实业》（载《南方都市报》2003年3月15日），除了依此立论行文之外，还提到一些细节：袁世凯邀请孙中山、黄兴北上会谈，相当融洽，袁称赞孙“光明正大，绝无私意，所恨相见之晚”，孙称赞袁“雄才大略，当世无可与代之人”。其中有一个别富意味的插曲，被民国另一位名记者黄远生嘲讽为“二君不为总统之竞争者，而乃相竞争为实业家”：孙中山表示自己此后只想从事社会事业，并认为自己扮演这一角色比袁更适当，言下之意不愿竞争第二任总统，好让袁安心，可是，袁当即表示抗议：“我虽系历来做官，然所办之事，却以实业为第一大宗。”

傅先生结论道：“确实，袁把共和看成是当初办洋务一般，只是用老办法‘对付’着办而已。难怪他的心思终被夏寿田、杨度等人窥破。不光是袁，当时举国上下真懂共和的，又有几人？”

“对付”之典故，出自黄远生《袁总统之徒弟》：“一日记者之车夫与一车夫相哄，站岗巡警过而叱两车夫曰：‘得了得了，知道吗，现在是共和时代，大家对付着罢了。’着‘对付’者，此辈盖以为共和时代之不二法门也。‘对付’之思想普及如此，袁总统之教育宏远矣。”——由此可知，“办共和”、“对付”共和等，已经不仅是禁锢袁世凯等上流人物之头脑的观念，还蔓延至巡警所代表的公务员阶级。想来那时并没有网媒纸媒的疯狂炒作，不知令黄远生所慨叹的“袁总统之教育”何以如此深入人心？

我一度对“办共和”持鄙弃态度，可回头一想，“共和”不是“办”出来的，还会是怎么出来的？自然生长吗？外力强加吗？从天上掉下来的馅饼吗？从石头缝里跳出来的猴子吗？显然都不是。“共和”终归是“办”出来的，而且要依靠能办事的人“办”出来。“办共和”正如我们平日办事情，并不丢人，不会办才丢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