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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60年代初期,西方伦理学渐渐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其主要标志是传统规范伦理学的复兴和科技伦理学的勃发,前者以新功利主义伦理学和罗尔斯的政治道德哲学为代表,后者以斯金纳的“行为技术伦理”和弗莱彻尔等人的医学伦理或生命伦理为代表。此外,马斯洛对人道主义传统心理学的弘扬和诺齐克对近代人权理论的复修,也都显示出一种近代回归的理论倾向。有鉴于此,我们大致地将60年代以降的西方伦理学发展划为当代阶段。这种不十分准确的划分主要是为了突出新近几十年来西方伦理学发展的新变化、新特点和新趋势,以与20世纪前半叶的伦理学发展形成一种历史的和动态的比照。
无论如何,近几十年来西方伦理的发展已经十分明显地展示出了一种新的格局、新的面貌和内容,复归传统而又力求超越或革新传统乃是其新动向的集中反映。除上述一些流派或类型之外,新进化论伦理学、社会学的伦理学以及人类学的道德理论等等,都不同程度地从不同侧面展示出这种新的动向。它们不仅给西方伦理学界带来了一股足以驱散元伦理学之沉闷学术气氛的新鲜空气,而且也构成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纷纭的理论局面。单一的风格被打破了,形式主义的学风隐退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活跃而前沿的道德思索,一种直面新的生活、新的文明、新的技术和新的问题的伦理学探讨。因之,在宗教伦理学王国有了“新道德运动”的出现;在面对当今科学技术高度发展的新形势下,有了对“行为技术”、“基因”、“生命和医学”等崭新领域的伦理思考;有了对当代西方政治生活、社会秩序和经济政策的道德批判;有了对各种社会文化和古老道德传统的反思;……这一切汇成了一股巨大的浪潮,已经或正在盖过各种既定的伦理理论,随着时代的大潮向前涌动。
在本部分中,我们从纷繁杂多的当代新道德学说中选取了弗莱彻尔的境遇伦理学、斯金纳的行为技术伦理和马斯洛的新人本主义伦理、新功利主义和当代美国的政治道德哲学四种类型,它们分别代表着当代西方宗教伦理学、心理学的伦理学、反元伦理学和政治伦理学等领域的最新理论成就,借以勾勒出最近几十年来西方伦理学发展前沿的基本内容和态势。对于一些应用伦理学理论(如生命伦理学、医学伦理学、生物伦理等),虽然我们予以了充分的关注和考虑,但限于本书的体例和篇幅,我们只能暂时存而不论。
由于这一阶段的西方伦理学发展过于纷繁杂乱、铺展过广,特别是时间性的局限使一些流派或思想家的思想发展尚不十分充分,风格特点也不太稳定和明显,因而很难对这一阶段的伦理学发展的一般特征做出准确的概括。也许,这是一种观念史研究所必然会产生的一种时间局限性或“现时代困惑”,它有待于历史自身演讲的某种阶段性“定格”,但即令如此,我们将会对当代西方伦理学发展所显现的某些特点作一个初步的捕捉,多元化、技术化、相对主义和价值理想主义等理论倾向已初露端倪。这种多元格局的理论态势使我们有可能对近年来的西方伦理学发展做出某种预期。因而,对一些已经比较成熟的理论派别或思想家的理论作一种典型性的探究,也是极有理论价值的。
还应特别提及的是,当代西方伦理学所显示的某种传统复归倾向不仅为我们重溯整个现代西方伦理学的发展历史并对之做出更深刻的历史反省提供了新的参照系统和反证,而且也给我们科学地研究和评价整个西方伦理价值观念、探讨东西方伦理文化的相互遭遇和沟通提供了一些新的视境。
以下各章将着力从一些最新的西方伦理学理论的典型探讨中,摄取当代西方伦理学最新进展的概貌,并把我们引向其发展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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