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部分　现代西方伦理学的发展（三）

化价值观念的矛盾，亦即调和神道与人道之间的矛盾，使其人道化或人格化。从文艺复兴到启蒙时代的几百年间，神道与人道、神性与人性曾经是相互抗衡的两种文化价值观念系统。人道主义的胜利，迫使宗教神学伦理逐渐认同并接受其价值主张。但这一过程并非简单的同化，而是以把宗教人道化、把人道主义神圣化、宗教化为基本特征的逐步融合过程。在现代宗教伦理中，我们不难看出，对传统的“爱”、“公正”、“仁慈”、“信仰”等宗教伦理概念的解释，无论是在内容上，还是在形式上，都已不同于中世纪的教条式注解，而是充满现代文化精神和生活气息的解释。有些激进的神学家甚至把对宗教教义的解释也人性化。他们把上帝解释为人格化的存在，或拟人化为一种最高的价值本体，把耶稣解释为人性化理想化的人，而不再是神，如此等等，使现代宗教伦理表现出浓厚的人性色彩和人间生活气息，极大地强化了它对民众的吸引力和感召力。

第三，调和宗教与科学的矛盾，强化宗教伦理学对现代文明条件下社会生活的干预或参与能力。科学曾经是宗教的死敌和掘墓者。与科学对抗所招致的灭顶之灾逐渐使宗教认肯了这样一个确定不移的事实：在现代文明条件下，科学不仅已经成为一种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而且也成为了人们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的基础。坚持与科学抗衡只能导致宗教自身的灭亡。因此，自19世纪以来，西方宗教不断改变和调整自己的立场，从反理性反科学到容忍和接受科学，直至赞美理性和科学。一方面，它努力宣扬和论证宗教与科学的相容性，使宗教现代化科学化，以消除人们对宗教之反理性反科学的消极印象。罗马教皇约翰·保罗二世甚至还号召神职人员“钻研”科学，组织神学家与科学家一起研究科学与宗教信仰的互容关系及其可能性，乃至于在1980年，教皇还亲自为三百多年前受到教会迫害的伟大科学家伽利略平反昭雪。〔3〕另一方面，它又抓住现代科学技术给人类生活和文明带来的消极影响，来论证科学自身的局限，从而为宗教信仰找到存在的一席之地。这是现代宗教伦理学的重要特征之一。

第四，现代宗教伦理针对现代西方社会所出现的各种道德危机，不断强化人类精神生活的意义，并以其特有的宗教理想主义精神，来解释和批判现实的社会道德问题，提出以新的宗教伦理来根治西方道德病的主张。因此，各种教会组织不断兴办宗教学校、慈善组织和其他形式的文化教育组织，兴办各种文化出版机构和学术刊物，参与世俗问题的研讨，以建立新的信仰道德和理想社会。这些具体的可操作性措施和现代宗教伦理观念相互结合，对现代西方文化和道德产生了较大影响。

第五，现代西方宗教还积极参与西方社会的政治生活，用宗教的方式解析现代西方社会的矛盾，提出了各种政治理想和道德理想。特别是一些宗教思想家结合现代西方民主、人权、自由等政治道德观念，提出了各种新政治、新社会、新道德的原则。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西欧和美国便出现过“革命神学”、“希望神学”、“政治神学”等著名主张，对西方社会的政治生活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也加强了宗教伦理学对世俗社会的渗透范围与深度。

总而言之，现代西方宗教伦理学的现代化改革集中表现出世俗化、人道化、科学化和理性化等基本特征，这种改革是它得以复兴的基本内因，也构成了它的基本理论特点。在本部分中，我们将集中探讨一下自19世纪末叶到20世纪中后期欧美的几个主要宗教伦理学流派，它们是：人格主义；新托马斯主义；新正教伦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