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部分　现代西方伦理学的发展（三）

学所创造的巨大奇迹给它们以现实经验的证明而达到了近乎确信不疑的地步。这是近代科学的创造性成就产生的必然效应。历史证明，随着封建生产方式的终结，科学技术极大地解放了社会生产力。西欧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先后凭借科学技术这一现代生产力杠杆，迅速撞开了物质财富和资源宝库的大门。物质文明如同奔涌的地火喷薄而出，滚滚不息，它驱动西方率先跨入了现代文明的年轮。在这一现实面前，科学以其伟大的力量和创造性价值无可争议地赢得了人们的信仰和崇拜。

然而，人们最初并没有意识到，这种对科学理性的信仰终究也要经受历史的严酷考验。在人类社会尚处不完善的状态下，科学这一新的崇拜对象本身的发展也不能不带有不完善性，它有着其特殊的两面性：一方面，它为社会创造了丰富的财富和巨大的进步，极大地解放了生产者本身的劳动。科学成为了现代文明进步的主要动力和标志，也是人的解放的巨大力量之一。另一方面，它的“非人性”和异化力量又不断增大，使人在获得体能和智力解放的同时，又落入新的束缚之中。劳动者成了手段，而机器却成了人格化的目的。这就是科学技术带来的新的社会文明病和对人的异化后果。而且，随着现代西方文明中社会矛盾的加深，科学的异化力量愈显突出，其负面效应也不断增大。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1）科学技术的军事化，使人们在感受其创造性价值的同时，也看到了它巨大的破坏性和毁灭性。两次世界大战的残酷事实使人类认识到，科学绝不仅仅是创造财富解放自身创造力的积极手段或方式，也是破坏财富、毁灭自身的残忍工具。一旦它为法西斯反动社会力量所利用，其给予人类文明的威胁和破坏远远要比它给人类文明所带来的价值创造更令人触目惊心。当美国向日本广岛投下第一颗原子弹时，人们所看到的，绝不只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最后结束的信号和反法西斯最后胜利的巨响，同时也感受并意识到了那两团迅速升腾扩展的蘑菇云所夹带的不祥与恐惧。自20世纪50年代末叶开始的核武器竞争与原子战争的威胁，始终把死亡与恐惧悬挂于人类的头顶。这一事实最为典型而具体地表明着科学技术所可能产生的反人道负效应的一面。

（2）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满足了人们不断增长的物质生活需求，但是，它却无法满足人们不断丰富的精神生活的内在需要。而且，由于它所滋生的唯科学主义观念，使西方社会产生了各种“技术崇拜”的不正常现象，导致人们对自身和人的精神生活的关切。所以，一些西方思想家也明智地指出，现代科学给西方造成的是一个物质的社会、消费的社会，而不是人性化、人道化的文明。或者说，科学技术虽然能够极大地保证西方物质文明的进步，但却不能必然地保证其精神文明的同步发展。

（3）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不单带来了军事化和唯科技化的倾向，而且也带来了一系列社会问题乃至是全球性问题：现代化工业对生态环境的严重污染和破坏，对人类生存环境的消极影响（如温室效应、噪音、娱乐、广告、消费方式等等）。这些消极影响加剧着人们对生存和发展前景的焦虑、担忧，影响到人们心理的健全发展。

总之，科学技术的现代化给西方文明带来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人们在饱尝它产生的巨大文明成果的同时，也不得不吞下它所带来的种种苦果。这一状况日益促使人们认识到，科学并不是万能的，更不具备天然自在的神圣性。它对人类文明的破坏，对人类精神生活的冷漠和无能，以及对人类生存环境的消极影响等，构成了现代科学本身之于人本身的负价值。因此，在西方社会里，人们一方面逐渐失去了最初对科学抱有的那种确信和狂热，一方面又重新开始寻找新的寄托。回复宗教信仰，以求从宗教特别是宗教伦理中找到某些现代科学所不能提供的东西，便是这一心态变化的主要表现。对和平宁静的向往、对精神世界的渴望，对正义、仁爱和永恒价值的追求等等，都促使人们将其生命热情的关注点和信仰对象重新转移到宗教上来。

最后，现代西方社会的许多病态表现，为宗教伦理的现代“再生”制造了适宜的外部环境和契机。在现代西方文明中，物质文明的高度发展总伴随着精神文明特别是道德的相对贫困。从某种意义上说，现代西方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发展之间的二律背反主要地表现为文明与道德的背离。一方面是科技、财富、商品的繁荣；另一方面却又存在着人性、精神和道德的贫困与退化。“福利社会”、“商品社会”、伴随的是“人格商品化、市场化”（弗罗姆语）；消费社会的形成使道德也成为了一种“消费道德”、“市场道德”和“买卖道德”；人际关系疏远了，自然亲近为冷漠隔离所代替，淳朴真诚的爱常常沦落为一种赤裸裸的金钱交易。失业、贩毒吸毒、不安全感、淫乱和性疾、心理病症、自杀等一系列现代文明病，使西方道德价值观念受到严重挑战。在近代人道主义基础上建立起来的道德价值观念系统已难以应付这一挑战，现代西方伦理学家纷纷发出“道德失败”、“道德危机”的呼吁。这一状况无疑给宗教伦理学以东山再起的良机，也正是适应了世俗伦理学无力解决现代西方道德疑难问题的社会急需，现代宗教伦理学才纷纷应运而生。西方民众也正是在对世俗道德说教的无能深感失望的同时，喊出了“回到宗教！”“回到教堂！”的口号。人们看到，在现代西方伦理学史上，存在主义、实用主义、精神分析等伦理学派也曾不无作为，甚至还吸引过大批西方民众特别是青年群体的热情和信仰。然而，它们从来就没有真正彻底地征服过西方广大民众的普遍热情，人们对它们投入的热情也终归有限，最终大多折回到宗教伦理的信仰上来。这就是为什么在西方教堂的钟声和诗诵总比其他世俗伦理说教更为动听、更能引起回应和共鸣、更能感动人心的原因所在。

然则，现代宗教伦理学的复兴并不是上述几个方面的外在条件影响的消极结果，它同时也是宗教及其伦理自身现代化改革的结果。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现代西方社会对宗教的呼唤和现代宗教对这一呼唤的能动反应。

宗教是人类文化和精神生活的特殊产物。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宗教就必须适应人类自身的需要。从终极意义上说，宗教永远具有“人为的”“为人的”本性。现代宗教伦理学的能动适应主要表现为它自身内部的“现代化”过程。这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加速世俗化的改革过程，使宗教伦理学直接深入到社会现实生活之中，以适应社会实际的需要。应该指出，自文艺复兴时代的宗教改革开始，西方宗教便已开始其世俗化改革，宗教神学在其对世俗社会的支配权威受到冲击后，一些明智的宗教改革家（如马丁·路德、加尔文等人）便意识到了宗教与世俗社会的支配与被支配关系将要发生改变，因而主张以世俗化的宗教伦理来改造传统的教条化、程式化的神学伦理。19世纪中叶，由于西方社会的各种矛盾空前激化，社会动乱和不安加深，宗教内部的世俗化进程加快。首先是加快宗教的世俗化研究和教育程序的革新，兴办各种神学研究中心和教育中心（如意大利罗马的国际神学研究中心，比利时卢汶大学的国际神学研究中心等）。其次是强化对世俗的社会问题特别是道德问题的关注，在批判社会文明的现实病态现象的同时，加强宗教伦理的宣传和参与，以弥补西方精神文化的缺陷。再次是改革教会组织形式和活动方式，以吸引更多的普通民众走进教堂，亲近宗教。

第二，现代宗教改革的重要方面是调和宗教神学与西方近代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