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3　杜威的道德工具主义

和说明新的政治运动。第二幕乃是对与人性有关的理论和实际的一种反动——所根据的理由是：它是道德上和社会上无政府状态的先驱，是人赖以有机地结合起来的团结遭到瓦解的原因。现在正在演出的第三幕是：恢复人性与民主的联系在道德上的重要性。”〔639〕杜威所说的第一幕文艺复兴至法国启蒙运动时期的人性论，是作为当时资产阶级政治革命的理论先导而出现的。所谓第二幕是19世纪西方无政府主义思潮所主张的人性论。而他所力图在20世纪美国恢复的则是一种与民主社会相统一的人性论。依他所见，科学的人性观是民主的基础，正如它是自由和道德价值的基础一样。或者说，人性、道德、自由和民主在杜威这里乃是统一的观念体系。所以，当他谈到民主主义时，便做出了这样的结论：“归根到底，民主主义的问题是个人尊严与价值的道德问题。通过互相尊重、互相容忍、授受关系、总结经验等等，民主主义到底还是唯一的方法，使人们能够成功地进行我们全体都牵涉在内（不管愿意与否）的实验，人类最伟大的实验——在这共同生活的实验中，每人的生活，在最深刻的意义上是有利的，对自己有利，同时复有助于他人的个性之培养。”〔640〕

那么，究竟什么是民主？对此，杜威在不同的著述中给予了不尽相同的解释。在《自由与文化》一书中，他把民主说成是一种信仰、方法和生活方式。作为一种信仰，民主就是对普遍人道主义的实现所抱的坚定信念。〔641〕作为一种方法，就是人的言论、交流理解的自由形式。〔642〕这两个方面的综合，便是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民主。他说：“民主是一种生活方式。但我们还要明白：它是一种个人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为个人的行为提供了道德的标准。”〔643〕而在一篇题为《作为一种道德理想的民主》的专论中，杜威又把民主当作一种生活方式和“道德理想”，认为它是一种“不仅受对普遍人性之信念的控制，而且也为对人类的理智判断和行动能力——假如提供了合适的条件的话——之信念的控制的人格生活方式”；或者说，“民主是由一种对人性之各种可能性的实践信念（working faith）所控制的生活方式”〔644〕。对人性的信念是民主的基础，因此，人性化也是民主社会的本质。同时，民主的人格性又使其成为一种“道德理想”或“道德事业”〔645〕。为此，杜威不赞成把民主仅当作一种纯外在的社会制度形式，更注重其人性价值。这就是他之所以把民主和自由同样视为一种人类道德理想的内在缘由。

民主的目标或理想只能用民主的方法来实现。杜威认为，所谓民主的方法，即是一种以“解放人性力量”为标准的多元开放的方法、实验性的可操作的方法和自由创造的方法。这种方法虽有赖于科学和技术，但它在根本上不是技术的，而是道德的和价值的，美国的民主传统就是如此。因为它把人性解放和个人价值放在社会的首位。这显然是对美国以个人主义价值观为核心的民主的真实概括。

自由与民主基于人性，代表着人或主体的方面。与之相对的便是代表社会或客观的文化方面。关于文化，杜威自有其独到的见解。他说：“我们是用‘文化’一词来概括这个包括一切人类交往和共同生活的各种条件的复合体的。”〔646〕又解释道：“文化是各种风俗习惯的一个复合体，它有维护它自己的趋向。”〔647〕这就是说，文化即指社会的政治、经济、宗教、道德、习惯等等社会客观因素的综合。在杜威看来，每一个民族或国家都有其独特的文化。每一种文化又都有它自身的样式和作用方式。有多元的或多样性和开放的文化，也有一元封闭的文化；有较进步的先进的文化，也有较落后的文化。但无论文化的样式如何，也无论其作用怎样，它都必然作用于人性发展的过程，必须按人性发展的要求改造发展自身。文化的作用是一个复杂的社会过程。在“文化”这一复合体中，最内在的是道德和共同价值观念。它决定着社会和个人的发展方向。杜威得出结论：“道德因素乃是所谓文化这些社会力量的复合体中的一个内在部分。……有一点是肯定的：人类对某一些事物总比对另一些事物更为珍视，……而且如果有一群人想要组成一个可以就其含义而言称之为社团的这样一个东西，那就必须有为他们所共同珍视的价值。没有这种共同珍视的价值，任何所谓社会团体、阶级、人民、国家都将分离而成为彼此机械地强迫地结合在一起的一些分子。”〔648〕在这里，杜威把道德这一文化的内核视为社会的共同价值，并把它作为联系社会或国家内部的精神纽带或内在黏合剂，表明了他对道德之于文化的深刻意义的高度重视。从纯理论意义和终极价值目标上说，杜威的这一见解是合理的。人类社会的发展必然是以某种价值目标为基本方向的。一个国家、一个阶级、一个民族和一个社会总有其发展的内在统一的价值方向或理想精神，这就是社会、阶级或国家、民族内部共同的价值观念之所系。没有这一前提，社会、国家或民族就不可能获得统一和发展，失去共同的价值精神，社会团体就会分崩离析。因此，从终极意义上说，一个社会或国家民族的价值目标（理想）应当是一元的或统一的，这并不排斥每个人实现和追求价值目标过程的多层次性和追求方式的多样性。在价值目标与价值实现之间永远存在着价值一元论和价值多元论的辩证理解。〔649〕诚然，杜威的见解并没有告诉我们这一切，也带有一定的时代局限。但他对共同价值的认肯（即令是相对的、有限制的），的确包含着一定的合理因素，这同样应当予以正视。

13.3.9　杜威伦理学的评价

综上所述，杜威的伦理学是一个十分庞大的理论体系。作为美国哲学和价值观念体系的设计者和完成者，杜威的伦理学不仅全面地反映了现代美国文化的本质方面，而且也完成了美国伦理文化的具体构造。因而，从一定意义上说，了解了杜威的伦理学，也就把握了现代美国道德文化的基本特征。

首先，杜威从理论上完成了实用主义伦理学的逻辑体系和实践要求。如前所述，皮尔斯是美国实用主义的发明者，但他还只是提出问题与设想，尚未完成这一理论的逻辑建构。詹姆斯从哲学上重构了这一新型哲学的设想，从哲学方法论、真理观和价值观诸方法将这一“主义”具体化了。然而，詹姆斯的成就仍是有限的。只是到了杜威，实用主义才真正获得了全面的发展：他坚持了皮尔斯、詹姆斯奠定的哲学立场，大大发挥了实用主义哲学方法论意义方面，并使其扩展到伦理学、教育学、文化和社会政治哲学等方面，从而使实用主义由一种理论学说变成了一种统辖美国现代文化系统各方面的基本精神。他从工具主义的角度给实用主义以新的更具体的解释，赋予实际操作的普遍意义，从而使它更大众化、通俗化，加之教育的中介，使实用主义完成了从理论深入社会实际的转移，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实际影响。他还以其艰难的传播宣传和独特多样的理论补充，使美国化的实用主义进一步国际化，从美国本土走向世界。无怪乎人们把詹姆斯说成是使美国由意识形态“进口国”成为拥有真正本土哲学的爱国英雄，而把杜威说成是使美国由意识形态独立国进一步发展成“出口国”，因之享有“哲学爱国者”的美名。

其次，杜威不仅完善了实用主义伦理学理论本身，而且捍卫了这一学说的基本原则。就前一方面而论，他以工具主义道德观充实了詹姆斯不甚完整的实用主义伦理思想体系，特别是他关于人性与道德、关于个人主义的新解释、关于价值和价值关系理论等等，大大深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