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2　詹姆斯实用主义道德观

，而最高的约束与真正的自由是同一的”〔551〕。由此，我们可以从下列陈述对比中看出非决定论与决定论之间的区别和对立〔552〕：

上述区分与詹姆斯的整个哲学伦理学精神是相一致的。他反对决定论，因此也反对价值一元论和价值总体主义，反对道德理性主义；而他主张非决定论，也就必然会偏向价值多元论，强调个体价值和个人的情感与意志自由。在詹姆斯看来，实用主义的自由意志论所揭示的，不是简单的主观任意性，而是每个人面前展现的一片具有无限可能或机会的未来世界。它是一个充满新奇变化和偶然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每个人都可以获得充分的机会，进行多元的价值选择和创造。世界日新月异，选择千姿百态。选择是自由意志的本质。所谓选择，即是各种可能或假设之间的挑选。詹姆斯说：“让我把两种假设之间的决定称之为一种选择（option）。”〔553〕人的选择本身具有多种形式，至少可以分为：“1．活的或死的；2．强迫的或可避免的；3．重大的或琐碎的”；但是，只有“当一种选择是强迫的、活的和重大的时”，它才是“一种真正的选择”〔554〕。所谓“活的选择”，是指某种具有现实可能性的选择。例如，若某人选择去做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则其选择可称之为一种活的选择。因为他可以通过树立虔诚的宗教信仰和自我的磨砺而实现这一选择。但假如他想选择成为耶稣或穆罕默德，则其选择只能是一种死的选择。因为他选择的是一种业已逝去了的不可能性，无论他如何努力，他也无法成为耶稣或穆罕默德本人。所谓强迫性的选择，是指必须如此或非此即彼式的抉择，它是“基于一种完全的逻辑选言判断”之上的两难选择。在这里，“不存在不选择的可能性”，是“一种强迫形式的选择”〔555〕。比如，某人所面临的一种是否带伞出门的选择，就不能是一种强迫性选择，因为他可以通过不出门而不必做出上述选择。如果某人面临着一种或爱或恨的选择，也只是非强迫性的选择，因为他还有第三种可能，即冷漠的选择。但是，假如我说：“你或者真的接受我的理论，或者没有它而自行其是”，那就是一种强迫性选择了，因为你非此即彼，无法回避。最后，所谓“重大的选择”，即是指对于人生具有重大意义的选择，它不是可有可无的。例如，请你加入北极探险队，或请你参加世界杯足球赛，你的选择就可能是非常重大的。因为这些机会很可能是你人生中舍此无二的机会。它远比那种走路时考虑是先迈左脚还是先迈右脚一类的琐碎小事富有价值意义。

总之，选择形式多样，亦真亦假。假选择可以回避，真选择则不能，它具有某种“非得如此”的力量。对于真的选择，任何人都无法袖手旁观或束之高阁。“在合法的意义上，我们的激情本性不仅可以、而且必须决定各种主张之间的一种选择，……因为在此环境下，说‘不作决定’，‘让这个问题悬而不决’，这说法本身便是一种激情性决定，——正如决定是与否一样——而且，它也伴随着同样的丧失真理的危险。”〔556〕这就是自由意志论所隐含的“必然性”。它不是一种客观的、僵硬的外在因果必然性，而是一种主体的内在意志的必然性，或者干脆说是一种自由的必然性。

意志意味着自由，自由意味着非决定的可能和未来。故而，在某种意义上说，自由就是机会的同义语。詹姆斯说：“非决定论的未来意志恰恰就意味着机会”〔557〕。而“机会意味着多元论，而不是任何其他什么”〔558〕。因此，他强调指出，实用主义自由意志论所指向的不是过去，而是现在和将来；不是既定事实，而是未定可能；不是封闭的规则，而是开放的社会。他认为，“机会”一词最能反映实用主义自由观的本质特征：它不像传统非决定论或唯意志论那样，满足于自由的形而上学的理论沉思，也不只是限于行动主体自身的责任承诺来规定其自由特性，而是从人的意志自由中，进一步向人们揭示出未来生活的可能前景和价值创造意义，它的根本指向，只在引导人们去树立信念、大胆开拓、创造进取。因之，詹姆斯鼓励人们：“别害怕生活。相信生活是值得生存的，相信你的信念将帮助你创造这一事实。”〔559〕人类是世界的真正主人。世界永远是对我们开放着的一片待开垦的取之不竭的价值原野。一切都有赖于我们自己把握机会、创造机会、创造自身。就每一个人来说，“我们拿到的是一块大理石，而雕成石像的是我们自己”〔560〕。詹姆斯还抨击了悲观主义的宿命论人生哲学，认为它是人类不幸染上的一种心理痼疾和宗教痼疾，它的根源是传统决定论使人们心灵软化怯懦，无所作为。实用主义自由意志论恰恰是要为人类根治这一心病，使大家都从软弱的悲观主义心绪中振作起来，面对生活、面对世界，去探索、去冒险、去进取、去开拓创造新的生活、新的价值。诚如美国纽约大学哲学教授A. 埃德尔（A. Edel）所说的那样：“詹姆斯的全部伦理学似乎都是想武装这种个人去面对这种最后的战斗”〔561〕。

这就是詹姆斯自由意志论的独特之处：它不仅仅在理论形式上不同于传统的自由意志理论——它不单单是为了证明道德责任的主体意义，而是扩及整个人生价值领域，从现实生活的角度，紧紧把握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叶美国资本主义初期现实脉搏的律动，以自由意志理论作为鼓励人们开拓探索、竞争新生和发展的理论根据，及时地满足了当时美国社会文化心理和政治经济状况的迫切需要。因此，他的自由意志论不只是理论的、道德的，更多的是现实的美国社会化的和文化价值学的。著名詹姆斯哲学的研究者卡伦就曾经谈到：“詹姆斯私人的经验和在美洲荒野上建设家园的欧洲人的公共经验非常一致，以至于前者的陈述成了后者的冒险精神的一种恰如其分的符号、格言、夸耀和完备的代理者。……每一个人都肯定个人的独立和天赋性，肯定个人在其信念、其所处范围，按照自己的方式、通过自己的努力、冒着在这个变化着的世界中不断进行生存斗争所存在的危险……去取得成功或优胜的自由。”〔562〕正是基于对美国文化心理需要的深刻认识和对个人自由创造与冒险开拓之“机会”的推崇，致使詹姆斯从个人自由主义道德观进而走向了个人英雄主义道德观。

詹姆斯认为，实用主义自由意志论强调多元、偶然和个体创造，也就是强调伦理学对个体差异性领域的研究。人的差异既构成了个人的独特唯一性，也构成了社会联系的“纽带”。社会共同生活的内容并不是由个人之间的同一性构成的。相反，正是每个人的特殊差异性才构成了活生生的社会生活，以及使这种生活之流得以永动不息的潜在动力。人的差异意味着人格力量的大小，伟人和天才从差异中脱颖而出。虽然每个人都拥有其生长的可能性沃土，但人与环境的关系对于每一个人却有着不同的意义。有的人并非每时每刻都能自由地生长，而有的人又可能比其他人生长得更快一些。这些人构成了社会进步的前驱，他们“必须作为构成社会进化的变化着的一个因素而得到承认”。詹姆斯认为，社会的进步是两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其一是个人尤其是天才和伟人的作用，他们的首创性构成了人类文明进步的伟大力量。其二是社会环境，它对个人产生各种影响和制约。总体说来，“这两个因素对于变化来说都是本质性的。团体若无个人的冲动，则停滞不前；个人的冲动若无团体的同情则会消亡”〔563〕。社会或团体之于个人，如同土壤、阳光和雨露，个人好比种子。每个人都可以在社会这片土地上找到生长点，但每粒种子的生长却有慢快寡硕之别。在社会环境与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