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3　萨特的自由主体伦理学

在现代现象学—存在主义哲学运动中，萨特是一位继海德格尔之后的又一位关键性人物。如果我们把克尔恺郭尔视为存在主义的预言家，把海德格尔视为存在主义的开拓者，那么，萨特就当被视为存在主义的改革者和实践传播者了。这位被西方人士曾誉为“20世纪最杰出的思想家”之一的法国知识界泰斗，既是著名的哲学家，也是著名的文学家和剧作家；既被西方学者称为“20世纪人类的良心”，又被指责为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叛逆者，并自诩为共产党人的同情者和马克思主义的同路人。他的特殊性就在于，他不仅在哲学理论上发挥了现代存在主义，从而成为存在主义哲学、伦理学和美学的重要代表乃至中坚，而且以文学、戏剧等艺术形式将存在主义哲学原理形象化、具体化和社会化；同时，由于他身体力行，充当了这一哲学思潮的突出的宣传鼓动者，使其学说广泛而深刻地影响了西方许多国家的社会生活（尤其是青年知识分子），还由于他主动向马克思主义的积极靠拢，等等，这一切都使他成为了20世纪最为活跃和著名的学者。就存在主义伦理学的发展而言，他也同样占据着无可替代的地位。

11.3.1　萨特：时代的明星

让－保尔·萨特（Jean-Paul Sartre, 1905—1980）于1905年5月21日诞生在法国巴黎的一个中等资产阶级家庭。他幼年丧父，3岁时因病导致右眼失明，又因母亲改嫁而随外祖父母生活。萨特的外祖父是一名学识渊博的语言学教授，良好的家庭教育使他获得极好的文学基础训练。1925年，萨特以优异的成绩考入著名的法国高等师范学院，攻读哲学，并阅读了不少马克思的著作。大学毕业后在全国中学教师会考中夺冠，与后来成为他终身情侣的女作家西蒙娜·德·波伏瓦共享伯仲之誉，后任高级中学教师。1933年，萨特接受同窗好友雷蒙·阿隆的建议，官费赴德国柏林法兰西学院深造哲学，后入弗莱堡大学哲学系从事研究，就学于现象学大师胡塞尔门下，研究其现象学和克尔恺郭尔、尼采、海德格尔和黑格尔等人的哲学。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萨特于1939年被迫入伍当兵，第二年被俘，在纳粹集中营待了10个月，后获释返故里，继续中学教师工作，同时进行紧张的写作。1943年出版了他准备了10年之久、花费两年时间写成的哲学代表作《存在与虚无》，并于同年加入法国全国作家委员会，为法国共产党领导的地下刊物《法兰西文学报》撰稿。大战之后，他与阿隆、梅洛－庞蒂等人创办了《现代》杂志。随后发表大量哲学作品和演讲。50年代起，萨特逐渐把精力集中转向政治、历史和经济，不断介入各种社会政治活动，做过许多进步的工作。1955年9月至10月，萨特曾访问中国，为《人民日报》撰文赞扬新中国的诞生和成就。1964年10月20日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但他拒绝接受。此后，他一面大量写作和宣传，一面积极介入国际政治。1980年4月15日因患肺气肿医治无效病逝，享年75岁。法国巴黎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

萨特一生勤奋好学，涉猎广泛，作品丰富而多样。其主要伦理学代表作除《存在与虚无》外，还有：《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1946）、《笛卡尔的自由》（1947）、《决定论与自由》（1966）、《辩证理性批判》（1960，第一卷），以及他的许多文学戏剧作品、传记和谈话等等。

萨特的一生是值得特别纪念的。作为哲学家，他对存在主义的理论建构有着特殊的贡献，一方面，他在总结克尔恺郭尔、尼采、胡塞尔、海德格尔乃至康德和黑格尔思想的基础上，较为全面地发展和推进了存在主义哲学的理论运动，特别是高度发展了克尔恺郭尔的存在学说。另一方面，萨特不仅是从本体论、方法论、政治哲学和社会历史哲学、伦理学、美学，甚至心理学等诸多方面发展了存在主义，极大地充实和丰富了这派哲学的体系与内容构造，而且在此基础上最先开辟了把存在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的新思路，力图建立一门存在主义的新型人学理论（“人学辩证法”）。尽管这种结合的尝试未必可行，人们对此也评价不一，但这种尝试本身说明了萨特对存在主义进行开放性研究的创造性努力，它开创了现代西方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之先导。萨特作为哲学家的特殊贡献不单是理论上的，而且也有实际的或实践的。他是公开承认自己是存在主义者并为之辩护的人之一，为存在主义哲学的广泛传播，他四处奔走演说，甚至走上街头。可以说，存在主义在20世纪之所以能成为一股国际性和世纪性理论思潮，并从学院走向社会生活，与萨特的巨大贡献是分不开的。

作为文学家，萨特把文学艺术作为表达自己哲学观点的具体方式，他凭借小说、戏剧等形式，将其哲学观点形象化和社会化。这不仅使其存在主义哲学的影响迅速扩大，而且也为他赢得了巨大的文学艺术成就，成为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这一点也是他在存在主义阵营中占得特殊一席的重要因素。

作为社会活动家，萨特不仅为宣传推行存在主义而不遗余力，而且也确实具有一定的正义感和勇敢精神。他同情并赞许过苏联和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支持法国共产党的斗争，对资本主义社会的黑暗面和资产阶级的虚伪性进行了大胆的批评和讽刺。在国际舞台上，他为第三世界国家做过真诚的声援，他反对美国侵略越南，批评苏联出兵阿富汗，对被压迫民族和国家赋予了极大的同情和支持。这一切使萨特赢得了“现代伏尔泰”的美称，与罗素等少数20世纪西方著名学者共享正义精神之代表的殊荣。

总之，“只要我们客观地考察这位被自己祖国的领袖德斯坦称颂为‘时代的一颗明亮的智慧之星’的思想家兼社会活动家的全部理论和行动过程，人们毕竟会认肯：在现代西方哲学史、思想史和文化史上，萨特有着他无可替代的位置，而他的伦理思想也必然是20世纪西方伦理学史中无法取代的重要一章”〔286〕。

11.3.2　绝对自由本体论

萨特在其早期哲学代表作《存在与虚无》一书中，留下了一段耐人寻味的结束语：“本体论自身不能表述伦理学戒律，它所唯一关注的，只是关于‘是’的东西。而且，我们不可能从本体的直陈式中引出命令式来。然而，它使我们窥见到伦理学是怎样的东西，它将面对境况中的人的实在而承当它的责任。事实上，它已经向我们泄露了价值的起源和本性。我们已经看到，价值是缺乏，这种缺乏与那种自为把自身的存在作为缺乏的东西相关联。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通过自为存在这种事实本身，便产生价值，并与其自为的存在相缠。结果，自为的各种任务便能够造成一种存在心理学分析的客体，因为这些任务的目的，全都是要在价值或自因的形式下，产生意识与存在的没有达到的综合。因此，存在心理学分析便是一种道德描述，因为它给予我们各种谋划的伦理学意义。”〔287〕

在此，萨特实际上向我们表露了其存在主义哲学与伦理学之间的内在联系：命令式不能从直陈式中导出，意味着“是然”（to be）与“应然”（ought to be）之间所蕴涵的哲学本体论与伦理学之间的理论分野。然而，就其存在主义哲学而言，本体论已非传统意义上的形而上学。它的真实本体对象已不是一般的存在，而是作为自为存在的人。对人的存在本体论研究，也是对人的存在方式、自由价值特性等人学问题的直接把握，它泄露了人的价值的“起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