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　柏格森的生命伦理学

求。柏格森从人的双重自我追溯了人类道德的双重起源，其一是由内在的生命自我所产生的主体道德起源，它是生命冲动的内在爆发，表现为“爱的冲动”（impetus of love）；其二是由外在的生命自我所产生的客观外在的道德要求，表现为“社会压力”（social pressure）。所谓“爱的冲动”，是指生命个体内在的主体情绪、意志和行为的“渴望”与“冲动”，它是生命之流在个人身上的一种向外的流动和趋向。“爱的冲动”又包括两方面的内容：即由人类肉体本能产生的冲动和由心灵激起的情绪外泄。前者是一种本能冲动或类似这种冲动的自然倾向，它指向生命本身的保存和运动；后者是人的内心情绪所表现的对生命发展的渴望，具体表现为人的生命之流的绵延进化的未来趋向、对英雄的崇拜、对生命价值的更高追求。而所谓“社会压力”，则是指人类社会生活所自然形成的各种习惯传统、道德义务和职责。它指向人类生命的整体，是某种具有外在强制性的行为规范约束。

柏格森认为，历来的伦理学家们都“没有认识到道德的这种双重起源”〔265〕。他们或是误把道德对人类行为目的的合适性当作道德产生的源泉，或是错误地把人类道德的起源诉诸人的理性作用。因而，不仅未能正确地解释人类道德行为的动机，而且也对现存的道德义务的复杂本性产生了误解。例如，功利主义伦理学家和康德就是如此。在柏格森看来，要解释人类道德行为的动机和道德义务，决不能靠理性来获得，正如人的生命本质不能用理性认识来把握一样，人的道德现象也不能诉诸理性，而只能凭心理直觉来领悟。因为道德首先起源于生命内部的冲动和由此带来的社会压力，人类道德行为的产生更多更根本的是由于生命的情绪和冲动，要领悟人类的道德现象，必须先了解人类道德的双重起源，否则就不可能。柏格森指出：“如果我们恢复［道德］起源的双重性，这些困难就消失了。而且，道德双重性本身结合成一个统一体，因为‘社会压力’和‘爱的冲动’是生命唯有的两种补充的表现形式。”〔266〕换言之，人类生活中的道德现象的发生，仅仅是“爱的冲动”和“社会压力”这两种原因所引起的结果。

但是，柏格森认为，道德的双重起源是各有其不同的性质和方向的。“爱的冲动”源自生命内部，它比“社会压力”更具有决定性意义，一如内在的生命自我比外在的生命自我更为根本。他认为，由“社会压力”所产生的道德只是一种“社会道德”（social morality），它是人们感受到社会的外在规范制约和生命的“自然职责”（natural obligation）时才产生的，是人类心灵的封闭性表现。在此情景下，人只是“社会团体的部分与局部”，“他和社会团体都只专心个人的保存和社会团体的保存之同一任务，二者都以自我为中心”〔267〕。也即是说，由“社会压力”所产生的“社会道德”，只是一种自我（个人的自我与社会的自我）保存行为，不具备外向的和未来指向的开放性。与此相反，由“爱的冲动”所产生的道德则指向未来、指向生命的外部。人的爱的冲动或情绪包含三种，即爱家、爱国、爱人类。前两种爱是相对的，它们的产生直接为它们所涉及的对象吸引；而爱人类则不尽如此，它是通过人类而爱人类，是一种最普遍绝对的爱，是人类心灵开放性的最高表现。〔268〕人类心灵中的爱的冲动和情绪的发散是一种逐步开放的过程，它以爱人类为目标，如同宗教以另一种方式来施放其人类之爱一样。

由此可见，道德的起源是一种过程。柏格森强调，在任何时候，我们都不能把道德视为一种既定的事实或凝固的理论原则，否则，就会重蹈传统伦理学的覆辙，使道德的起源无从说明。他说：“若认为把道德压力和道德渴望仅仅作为一种事实来考虑，而不在社会生活中寻找它们的最终解释，那就错了。”〔269〕换言之，道德的起源并不是某种静止的东西，它的根基乃在于生命的创化过程之中，因此，道德的渊源也只能从生命本身中去寻找。因为“压力或渴望在本质上都是生物学的”〔270〕。离开了生命的本体，压力与渴望也无从谈起。可见，柏格森与居友一样，都是凭借着生命进化这一生物学理论来解释人类道德现象的。

3.3.4　两类社会与两类道德

两种不同的道德起源产生了两种不同的道德，而两种不同的道德又分属于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柏格森依据其生命哲学原理把人类社会划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封闭型社会”（closed society），属于这种社会的道德也是“封闭型的道德”（closed morality）或“静态道德”（static morality）；另一种是“开放型社会”（opening society），与之相适应的是“开放型的道德”（opening morality）或“动态道德”（dynamic morality）。

所谓“封闭型社会”，是指与生命之流的冲动相忤逆的社会状态。在这种社会状态中，社会的“成员依约定而相处在一起，而对其他人类则漠不关心，警惕着攻击或［自我］保卫，事实上却又囿于不断的争斗，这种社会刚脱胎于自然。人天生倾向于这种社会，正如蚂蚁倾向于蚁冢一样”〔271〕。准确地说，封闭型社会也就是霍布斯曾经谈到的人类的“自然状态”，它故步自封，对某一社会以外的一切都抱有拒斥心理，因此，它难以发展，表现为静止的生命状态，其道德也就因此而趋于保守、僵化和褊狭。所以柏格森又称：“这种社会是静态的社会，其宗教也是一种静态的宗教，其道德也是一种静态的道德。”〔272〕

与此相对，“开放型社会在原则上被认为是一种胸怀全人类的社会”。在这种社会里，生命之流喷发无阻，“爱的冲动”与“社会压力”也归宗如一，“个人的意志变成了社会的压力，而且职责适用于整个社会”〔273〕。因此，这种社会是一种动态的、永恒创化的、不断文明化的社会，其宗教也是一种不断创化的开放性宗教，其道德也是一种动态的向前进化着的道德。而且由于人的职责与义务的普遍化，社会的压力也就不再是一种压力，而是一种“吸引力”（attraction）。概而言之，封闭型社会是一种朴素的、保守的、强制压力型的无发展的社会，与它相应的道德也是保守的、静止的、消极的，而开放型社会则是丰富的、不断文明化的（civilizing）、开放着持续发展的社会，与它相应的道德也是积极向上的、肯定的、动态的道德。由此，柏格森给两种不同的道德冠以许多不同的名称：他在不同的语言情景中称封闭型社会的道德为“封闭型道德”、“静态道德”、“压力道德”（the morality of pressure）等，而把开放型社会的道德称为“开放型道德”、“动态道德”、“渴望道德”（the morality of aspiration）等等。

正如两类社会各不相同一样，两类道德也各有其迥然不同的特征。

首先，两类道德的存在形式不同。封闭型道德与封闭型社会一样，处于一种没有发展进化的静止状态，“这种静态道德，在既定的时刻里，作为一种事实存在于社会中，在风俗观念和法制中变得根深蒂固：其强制性的特点可以追溯到［人类］对一种公共生活的自然要求”〔274〕。这就是说，封闭型道德与封闭型社会的社会环境、传统观念、法制等政治结构凝合在一起，都是一种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