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2章 塔利班

在城市之外，麻烦的种子从一开始就在土壤中萌芽，但美国干预初期所引发的普遍乐观情绪，创造了一种反对暴力的环境，因此，这些种子在秘密中悄悄萌发。记者克里斯托弗·鲁伊特和博尔罕·尤努斯讲述了穆拉·法鲁克的一个故事。法鲁克住在加兹尼省乡下，曾在宗教学校学习，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他是一名塔利班成员。塔利班被驱逐，激起了法鲁克的愤怒，他决定闹出一点动静，向世界宣告塔利班仍在斗争，而且他们准备奋斗到底，直至把血流干。2002年底，法鲁克找到友人阿卜杜勒·阿哈德。后者曾在战场上出生入死，比法鲁克更具斗争经验。法鲁克想要立即举事，阿哈德表示反对：“现在时机未到……人民还不会跟从我们。”因为“人民”（大多数阿富汗人）都还对美国寄予厚望，觉得美国人能够提升他们的生活水平。［1］

阿哈德与法鲁克一直在耐心等待，他们觉得局势迟早生变。机会果然来了。战后重建失败，仅是变局到来的原因之一。2002年夏天，第一次支尔格会议召开的那一段时间，飞临赫尔曼德省的美军战机误把一处婚礼现场的喧嚣声当成了叛乱分子的行动。其实，宾客们只是在朝天放枪表示庆祝，那是当地的习俗。但悲剧还是发生了。轰炸之下，47人不幸丧生，死者之中，包括不少妇女、儿童。此外，事故还造成117人受伤。事情水落石出之后，喀布尔的美军官员不得不真诚道歉。那次事故给阿富汗人留下了不好的印象，但我在喀布尔还是听到了不少宽容的声音。有人表示，当时的情况过于混乱，也十分紧急，美军犯错在所难免。只要吸取教训，类似的悲剧不再重演，他们愿意继续信任美国人。

当年底，阿富汗人的观感却发生了转变。大家觉得，美军的各种暴行似乎已经成为习惯。美军接管苏联援建的巴格拉姆空军基地后，把它变成了坚不可摧的堡垒，阿富汗人不能随意接近，更别说进入其中。少数进去过的人表示，基地内已经建起了一个规模不小的美国城，城中到处是夜店、影院、饭店和商店（这些描述有些太过夸张）。巴格拉姆不但驻有军人，还有来自其他国家的承包商。为了维持基地运转，美国人投资了数百万美元，但是，基地附近的阿富汗人并未因此受益。毕竟，基地所需的物资全数从国外空运进来，就算是牛肉，美国人也更喜欢澳大利亚产品。有人甚至谣传，美国人在基地里养猪。

美军在巴格拉姆基地中设立的一座监狱，其恶名堪与关塔那摩监狱相提并论。任何阿富汗人只要被美军特种部队或情报人员怀疑为恐怖分子，就可能被押往此地接受调查。附近地区的拘留营地当中，巴格拉姆监狱的规模最大。狱中聘有好些人，负责对囚犯进行审讯，这些人除了来自军方，还有一些是美国政府雇佣的私人承包商。美军承认存在冤枉无辜的情况，虽然无辜的人得到了释放，但此前一定经受了相关审讯。据亲历者回忆，巴格拉姆监狱中的囚犯常常遭到殴打，狱卒还会使用枷锁、头套限制囚犯的自由，囚徒甚至会被罚站数天。一名出租车司机遭遇殴打的时候，总会痛苦地大喊：“哎呀，真主！”审讯人员据此认为他可能有宗教极端倾向，并因此加紧用刑，最终，司机不幸惨死。事后证明，他和塔利班并无关联。［2］巴格拉姆的故事和关塔那摩的恐怖传说一模一样，阿富汗社会无不人心惶惶。

卡尔扎伊政府很快建立了阿富汗国民军和阿富汗国民警察部队。军警自然有助于恢复秩序，无政府的混乱状态可能也将随之结束。但是，他们的上岗实在太仓促。几万名毫无作战经验的男性匆匆提枪上阵，他们要和最凶恶的极端分子作斗争，却没有人能够提供指导，而且很多强力机关的人员还会仗势欺人。加兹尼省的布料商人阿卜杜勒·卡里姆就遭遇了类似的不公。一次生意，国家情报局的一位军官想向他索取极低的折扣，卡里姆并未应允。结果，对方立即指控他与“基地”组织勾结，并把他抓进了监狱。卡里姆在狱中饱受毒打，最终他只能付出1万卢比贿款，才得以出狱，而他的生意因为耽误了一年而荒废了。［3］

卡里姆的遭遇并不稀奇，类似的案例还有很多。更糟糕的是，新政府的军警部门几乎被塔吉克人和乌兹别克人把持，因为他们也是得胜一方的主力军。这些军警大多来自北部，但多驻扎于乱象频起的阿富汗南部。南部是普什图人的聚居地，如此安排不免让人产生误会——政府在有意扶植少数族裔迫害普什图人，这样的误会可不利于阿富汗社会的安定团结。

怨恨一旦生成，关于新政府种种不堪行径的谣言自会不胫而走。从喀布尔回来的人说，“喀布尔大街上到处是乱扔的酒瓶”，乡下的一位毛拉在周五的祈祷仪式上，痛心讲述了喀布尔大街上男女恬不知耻当街苟且，而民众对此置若罔闻的骇人见闻。他痛心地表示，喀布尔已经堕落，就快变成欧洲的一部分了。甚至有谣言说，美军性侵关在巴格拉姆的老者。当时，伊拉克阿布·格莱布的虐囚秘照已被公诸天下，即便身处阿富汗农村，人们也能看见照片上骇人的场面：美国女兵用狗链锁住一名穆斯林男子的脖子，迫使他在狱中裸体爬行，好像遛狗一般，旁边还有好些赤身裸体的男人被迫叠在一起，活似一堆木头。有了这样的新闻，村民自然对内容相似的谣言深信不疑。

2003年8月，法鲁克觉得时机已经成熟，只要一点火，马上就能呈燎原之势。那么，法鲁克及其追随者打算在哪里打响第一枪呢？他们的目标并非巡逻的军队，也不是美军的兵营，他们甚至不打算袭击政府机构，他们杀害了两名红新月会（即伊斯兰国家的红十字会）的志愿者。法鲁克的暴行激起了人们的义愤，不过，法鲁克的目的已经达到。他才不想赢得民心，他只想出名。虽然大家都对法鲁克指责纷纷，但这反倒让大家都认识了这个人。红新月会人员的惨死，让法鲁克的小团伙出了名，人们由此知道了这个魔鬼的存在。

几个月后，两名枪手骑着摩托车射杀了29岁的法国人贝蒂纳·格瓦斯拉尔（Bettina Goislard）。她是联合国的一名工作人员，帮助安置流离失所者（阿富汗国内难民），她的不懈努力惠及了5万多人。她的工作充满善意，深受爱戴。当地人民愤怒了，他们抓住凶手，并狠狠殴打了一顿。随后，凶手被移送司法机关，听候法律的制裁。你可能认为当地人的这一反应会导致法鲁克和他的组织重新考虑他们的策略，但事实并非如此。他们认为非常正确，没有创伤的日子就是在支持喀布尔政府及其外国支持者的事业；任何可怕的残暴行为，无论是谁犯下的，都能迫使大家放弃幻想，不再期待未来，同时，也可在一定程度上削弱卡尔扎伊的统治。法鲁克认为，要想驱逐外国势力，暂时的战争与苦难是一种历史必然。等傀儡政权垮台，外敌离境，他们可以重建秩序，恢复法律。当然，那是塔利班统治下的秩序与法律。

美国、北约和卡尔扎伊政府在某种意义上为法鲁克的事业作出了贡献。格瓦斯拉尔遇害之后一个月，北约战机对一处房屋发动空袭。据称，那是塔利班领导人的藏身之地，不过，屋内的住民却是9个孩子与一些无辜平民，他们和塔利班毫无关系。这一行为引起了与杀害格瓦斯拉尔同样的反感，并激起了人们一种道德上的对等感：塔利班杀害了无辜的慈善工作者，美国及其盟友正在杀害无辜的儿童，两者有什么区别？

每当美国误杀平民时，它会承认错误，受害者家属也会得到赔偿。不过，赔偿本身就是一种有问题的做法。在阿富汗普什图部落，对于谋杀案件存在一种独特的处理法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