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6章 “基地”组织

其实，伊斯兰世界早就具备了革命激进主义的条件。从巴基斯坦到摩洛哥，几乎每个穆斯林人口占多数的国家，都有一个由警察力量支撑的威权政府。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这些国家的统治精英不断从西方帝国主义那里获得枪支和金钱，以帮助他们维持统治，激进的反西方情绪一直在高涨。社会虽在发展，贫富差距却因此不断扩大。这种差距不仅体现在财富上，还反映在西化的精英阶层和他们统治的大众之间的文化鸿沟上。自阿卜杜尔·拉赫曼时代起，这道鸿沟就已形成，并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加深。

冷战期间，一些穆斯林不满者拥护共产主义，仅仅是因为如此作为可以得到强大苏联的资助。马克思主义从来没在伊斯兰世界真正扎根。东欧剧变之后，苏联再也无法提供金钱和军备，于是，伊斯兰革命者转向根植于伊斯兰土壤的斗争哲学，这就是伊斯兰主义。阿富汗成了伊斯兰主义的纽带，因为它的反苏独立战争吸引了阿拉伯世界成千上万的激进分子。他们以激进分子的身份来到这里，以坚定的革命者身份离开，暴力倾向早已深入他们的骨髓。这一代“圣战”老兵，就是众所周知的“阿拉伯裔阿富汗人”（Arab Afghans）。

奥萨马·本·拉登（Osama Bin Laden）就是这样一位思想极端的阿拉伯青年。他的父亲原籍也门，是一位富商。其家族和沙特王室关系密切，在沙特阿拉伯也算得上是一大豪门。本·拉登有50多个兄弟姐妹，他排行第十七。家族中的大多数成员都是循规蹈矩的富家子弟，但本·拉登走上了另一条路，相对家人放荡不羁的言行，他追求极端的“虔诚”。20世纪80年代中期，他加入了成千上万涌向阿富汗的阿拉伯空想家的行列。在那里，他用财富支持“圣战”，这让他很快就结交了不少当地朋友。他还多次奔赴前线参加战斗，大家对他自然又多了几分敬意，尽管他的军事功绩远不及后来传说的那般神奇。后来，本·拉登在白沙瓦为在这里的阿拉伯激进分子设立了招待所，他们可以从这里冲向战场，回来后洗个澡，美餐一顿。这个地方就是本·拉登打造的一处“基地”（al Qaeda）。1988年，随着阿富汗战事结束和阿拉伯裔阿富汗人的回国，“基地”组织成了他新成立组织的名称，该组织致力于为阿拉伯激进势力提供支持，帮助他们推翻各自国家的政权。

回到沙特阿拉伯的本·拉登志得意满，阿富汗的光荣经历让他有些自我膨胀。那个时候，萨达姆·侯赛因刚刚挥师入侵科威特，伊拉克军队距离沙特阿拉伯本土越来越近。危急关头，本·拉登主动请缨，希望由他领导一支阿拉伯裔阿富汗人组成的军队对抗萨达姆。他的这番豪言壮语并未得到沙特政府的重视。沙特政府不把“圣战英雄”放在眼里，显然有些令人难堪。而后，沙特政府乞援美国的行为，更在这些“圣战英雄”的伤口上撒了把盐。眼见政府大开国门邀请美军进来，本·拉登痛心疾首，他对王室大加挞伐。沙特政府也毫不客气，立即宣布将他驱逐出境。

本·拉登来到苏丹，继续公开抨击沙特王室。最终，沙特政府剥夺了他的公民身份。那时，他正忙于建立“基地”组织，研究恐怖主义的政治可能性，即利用其组织的弱点（人数、资源和地盘的匮乏），通过让个人破坏者和自杀式袭击者偷偷进入“敌国”领土，对平民进行可怕的屠杀。1995年11月，他的阴谋第一次付诸实践。几名“基地”成员潜入沙特首都利雅得的一处美国人社区实施恐怖袭击，爆炸导致十几名美国工程师及助理死亡。

事后，美国中情局很快就认定本·拉登乃是罪魁祸首。美国政府还向苏丹政府施压，迫使其交出本·拉登。苏丹政府只能要求本·拉登离境。1996年，本·拉登回到阿富汗。

反苏战争期间，本·拉登结识了几位三军情报局的重要人物。回到阿富汗，他和他们的关系再次亲近起来。那个时候，塔利班武装正在阿富汗各地扩张，本·拉登支持的300万美元，帮助他们收买了喀布尔以南的军阀，这使本·拉登成了塔利班最喜欢的阿拉伯裔阿富汗人之一。五个月后，塔利班占领喀布尔，本·拉登深感振奋，因为塔利班拥护他信奉的一切，本·拉登宣称塔利班统治下的阿富汗是世界上唯一真正的穆斯林政权。

塔利班的盟友在贾拉拉巴德市附近，一个叫托拉博拉（Tora Bora）的地方，为本·拉登提供了一个遍布灌溉渠道的地盘。为了改造这里，本·拉登很是破费了一番。当然，他不光自掏腰包，世界各地的瓦哈比派也向他提供了不少支持，他将这里的洞穴改造成一个可怕的地下军事基地。毛拉·奥马尔喜欢本·拉登的所作所为，在靠近边境城市霍斯特南部的边境地区给了本·拉登更多土地。这里就是恐怖分子的“西点军校”（West Point），本·拉登在此建立了一系列武装训练营，全球各地的宗教极端分子可以在这里学习美国海豹突击队与陆军游骑兵的特种作战技能。

塔利班还向本·拉登提供了一处位于坎大哈郊区的大院，一座塔尔纳克农庄，这里成了“基地”组织的总部所在。本·拉登的妻子儿女也来到阿富汗与他一起生活。他和他的同伙正是在这里策划了那些震惊全球的恐怖试验。

1998年2月23日，本·拉登及同伙发表了一份放肆的声明，公开向美国、以色列以及整个西方世界宣战。两年前，本·拉登发表过一篇类似的声明，但由于篇幅冗长，语无伦次，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这篇声明更简短、更大胆。他引用《古兰经》中（关于打击异教徒）的段落，列举了对犹太人和“十字军”的不满，并发布教令，号召世界各地的穆斯林以各种方式杀死美国人及其盟友，无论平民还是军人。

本·拉登称他的声明是一种法特瓦（即教令）。教令并不像人们通常认为的那样，是一种暗杀命令或宣战书，而是一种宗教裁决，涉及现有判例未涵盖的案件。面对前所未有的问题，宗教机构必须决定伊斯兰教法如何适用于这种情况，这种裁决为日益增多的伊斯兰教法提供了新的先例。因为这是一件很严肃的事，因此，只有最高的宗教机构才可以发布教令。本·拉登显然不是这样的权威，毕竟他从未接受宗教教育，在正统的伊斯兰学者中没有地位，他不过是个热心“圣战”的有钱人而已。

不过，伊斯兰教并无教皇一类的人物，也没有等级森严的教会体系，没有人拥有说一不二的权力。教令的认证来自大家的共识，提出的教令若能获得大众认可，自然就有了效力。这样看来，本·拉登似乎有发布教令的权力，而且他有追随者，至少一些穆斯林接受了他强加的“宗教责任”。

对于美国决策者来说，这是一个好时机，让他们退一步，从更广泛的角度看待这一问题。他们本可以研究什么是“圣战主义”（Jihadism），源自何处，吸引了谁，为什么吸引他们，以及它是如何进入巴基斯坦与阿富汗文化的。除了思考这些问题，他们本有机会联络一些穆斯林中值得信赖的宗教知识分子，破除本·拉登等“圣战主义”者的蛊惑。他们本可以察觉伊斯兰探究“圣战主义”者及其对手是如何与穆斯林社会的政治和社会潜流交织在一起的，以便拟定对策，远离实际危机的上游。最后，他们可能已经知道如何区分长期存在的地方冲突和全球冲突，并分别处理他们。

但美国策决者走了另一条路，缩小了研究范围，社会、政治、文化与经济因素，他们全都未曾考虑，而是单纯地把伊斯兰主义作为军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