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5章 塔利班对战穆贾希丁

1996年4月，喀布尔之围还在继续，大约有1000名乡村神职人员聚集在坎大哈，他们称赞毛拉·奥马尔是“穆民的埃米尔”（意为“信徒的领袖”）。这是先知的第二位继承人（也叫奥马尔）所采用的头衔。塔利班的这个奥马尔就这样与伊斯兰历史上最受尊敬的人物“平起平坐”了。为了防止有人忽略这层象征意义，他举着一件声称是先知的披风来到公共场合。这是坎大哈清真寺中最珍贵的文物，民众少有机会能够看到，不过，既然奥马尔想要实现政治野心，清真寺倒也乐于提供帮助。

毛拉·奥马尔地位高贵，甚至超越了国王。追随者相信，奥马尔是先知的副手，是受安拉之托来到人间，就像先知穆罕默德的直接继承人——事实上，他对科学、地理、数学和经济学一窍不通，只会说普什图语，他甚至很可能连一张报纸都未曾读过。

第一次对喀布尔的围攻以失败告终，不过，塔利班在秋天卷土重来。他们出动了400多辆坦克，喷气式飞机、直升机和重型火炮也参与其中——这对于一个由没受过多少教育的农民领导的学生军队来说，还真不错。杜斯塔姆旗下的5万雄兵并未遭遇太大折损，但是，这位乌兹别克军阀觉得喀布尔不宜久留，他打算前往北方，开拓一片属于自己的半独立领地。马苏德的部队也在对手的劝降之下大为削弱，军队人数从原来的3.5万人锐减至1万人。［1］塔利班包围了这座城市，每天都对其展开扫射。最后，马苏德觉得应当保存实力，来日再战。于是，他带领部队撤出喀布尔，一路退回到喀布尔以北60英里外的潘杰希尔谷地。

1996年9月26日，喀布尔市民一觉醒来，发现城中已经变了天。街上到处是蓄着大胡子持枪巡逻的年轻人，他们眼窝凹陷，头上戴着笨重的黑色头巾。对于喀布尔人民来说，这不是政权更迭，而是占领。眼前这些征服者和蓝眼睛的俄罗斯人一样陌生。先前那些军阀，比如马苏德、拉巴尼、赛义夫、希克马蒂亚尔和穆贾杰迪，至少是六七十年代动乱中的风云人物，大家都认识他们。

相比之下，塔利班分子来自西南沙漠和横跨巴基斯坦边境山区的普什图农村家庭，他们来自另一个阿富汗，那个被“铁腕埃米尔”阿卜杜尔·拉赫曼征服，但未被同化的阿富汗。其实，喀布尔与乡村地区的隔阂由来已久，双方早就有了巨大的文化鸿沟。更何况，这些年轻的塔利班分子并非来自和平安宁的乡村，他们来自边境地区的难民营，父辈曾经享受过的传统阿富汗生活，对他们来说是陌生的。［2］

塔利班信奉与“圣战者”组织相同的教义，但更加保守。在每一点上，他们都来得更加粗暴、简单、极端。在他们自己看来，他们拥有更纯粹的信仰。塔利班无意再讨论什么对阿富汗最好，因为他们已经知道什么是最好的：沙里亚法。他们是来执行法律的（根据他们的理解），没有妥协，没有偏差。这无疑是所有塔利班分子所坚信的。

进入喀布尔的第一天，塔利班就诱杀了前总统纳吉布拉及其兄弟。他们引诱其离开联合国大楼，经历一番折磨后，将其殴打致死，并肢解了尸体，将纳吉布拉等人的尸体悬挂在阿里亚那广场的灯柱上，成了士兵练习枪法的靶子。

暴行背后的用意非常明显，他们并没有对世界舆论无动于衷。既然如此，他们为什么又要大费周章地把纳吉布拉等人诱骗出联合国大楼呢？是什么让这些狂热分子对侵犯联合国权威的外交后果敏感呢？答案也许是，他们并不知道。在这群乌合之众的背后，站着一批经验丰富的、与巴基斯坦有联系的军事战略家，也许正是这些幕后军师策划了这次行动。［3］

但是，巴基斯坦政府的高级官员为什么会对塔利班把社会秩序强加给阿富汗感兴趣？为什么要关心阿富汗女性是否戴面纱、阿富汗男孩是否追风筝？其实，阿富汗的国内局势，巴基斯坦政府并不关心。只要塔利班有利于巴基斯坦的全球利益，伊斯兰堡的官员对阿富汗的内部事务并不关心。

可是，塔利班并不只是巴基斯坦博弈的工具，他们还有自己的“宏图大计”，与巴基斯坦的需要和愿望是分开的。塔利班一有了政府的雏形，就宣布了他们的计划。

直到此时，阿富汗人才发现，塔利班强加的安全措施会让他们失去什么。女性不能在公开场合露面，她们不能外出工作或上学。总之，女性不能离开他们的“营地”，除非穿戴从头盖到脚的罩袍。女性上街，身边得有男性陪同，同时，这位男性必须是她们的丈夫或至亲。出租车不得搭载未穿戴罩袍或无人陪同的女性，商店也严禁向这类女性出售任何物品。反正走出家门的女性不能显示出哪怕一点人类特征，如果她们胆敢露出肌肤，就会被当场鞭笞。

伊斯兰教法中所列的刑事处罚将完全按照规定执行。盗窃犯会被剁去手，有时甚至是脚。医生们被要求放下手中的病人，去进行这些手术。凶杀案受害者的亲属可以被邀去亲手射杀凶手，被指控通奸的女性将被公开处以石刑——用石头砸死。至少有一次，这是在城市的主要体育场进行的，那里原本是人们观看足球比赛或其他娱乐活动的地方。长时间的控辩交锋、对质举证，被视作弊政，判决要迅速作出，要当场执行。

塔利班严禁音乐、电影与摄影，一切表演艺术都在禁止之列。剧院变成了清真寺，音像店被焚毁。电视仍然提供了一种娱乐，但不是节目，而是电视机本身。电视机被搬到大街上，任凭塔利班分子开枪扫射，将其打成一堆碎片。任何带有赌博色彩的东西都是非法的，因此，风筝比赛被禁止，足球与国际象棋遭到严厉打击，因为很多人可能在这上面下注。过去，许多人家都有喂养鸽子或其他鸟类的习惯，如今，他们也不得不放弃爱好，因为塔利班严禁蓄养宠物。

庆祝任何非伊斯兰节日（如阿富汗独立日或新年）都被视为犯罪。无论男女都得按照伊斯兰教法穿着，传统的部落服装，如长衬衫、灯笼裤、男性头巾、女性头巾，符合教法规定；西式服装都是非法的，塔利班禁止任何人穿着西式服饰。男人不得留长发，但必须蓄须。任何违反着装守则的人都会受到惩罚。祈祷也是强制性的，若不按时祈祷，也会遭到政府的惩罚。

如上种种倒行逆施，似乎前所未见。其实，在阿富汗历史上，类似的事情并非第一次出现。巴洽·萨考推翻阿曼努拉之后，也曾出台一样的法令。历史似乎进入了循环。

塔利班执政期间，至少有两名男子因为逃避祷告而被从二楼窗户扔出去。修面剃须之类的轻微违法行为，也会被鞭笞。所有的惩罚工作，都由一个名为“恶习与美德部”（该机构的正式名称其实更长，但几乎没有人使用它）的机构负责施行。此外，该机构还承担部分外交和国防事务。其实，当年的“铁腕埃米尔”也曾设立过一个同名机构，但并不是常设机构，而且他的本意是处理政务。但在塔利班时期，“促进道德”和“防治恶习”成了国家的核心目标。

虽然塔利班自称代表最纯粹的伊斯兰，但他们是一个压倒性的普什图政党，他们的民族、种族、宗教仇恨主要针对什叶派哈扎拉人。塔利班上台之初，他们对哈扎拉人社区进行扫荡，哈扎拉成年男性与男孩被充作壮丁，在威逼之下去为塔利班卖命。敢于反抗的人，都被杀了。久经苦难的哈扎拉人，进入了历史上最黑暗的一段时期，塔利班政权对待哈扎拉人的种种作为和世界其他地区被称作“种族清洗”的做法并无区别。

然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