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章 改弦更张

争的最终胜利。对此，政府很有信心。可是，阿富汗农民并未认识到什么阶级利益，民族出身、部落关系与宗教信仰才是他们认同的起源。他们觉得，自己和地主并非阶级敌人，而是血脉相连的亲戚。即便抛开这层血缘关系不讲，穷人和富人之间也有各种各样的相互羁绊，几个世纪的家族史、人际交往和情感上的相互义务与纽带让他们联系在一起。有人说，“可汗”（khan）这个词起源于“桌布”（distar-khwan），就是指为别人安排宴会的人。［4］

菲茨杰拉德问海明威：你知道有钱人和普通人有什么不同吗？海明威说：他们就是有钱一点而已。在阿富汗，这样的回答确实站得住脚。在宗教的教导下，农民安然接受了寄人篱下的地位，文化让他们相信，其命运会因为“好人”的慷慨而改善。这种人身依附关系是部族社会的基础。农民从成为更大部落的一部分而获得一些满足感。其实，即便在美国，职员在谈到自己效劳的公司时，不也总以“我们”相称吗？身在强势多金的大企业，好些职员甚至感觉与有荣焉，仿佛劳资双方并非一层雇佣关系那么简单。想到这一点，当年阿富汗农民对于领主的忠诚也就不足为奇了。毕竟农民和领主之间的关系，可不是两周领取一次薪水、圣诞节补贴一点奖金那么简单。它还源自往代人对葬礼、婚礼、拉马丹斋戒和开斋节的共同记忆，由此带来的忠诚情感会更加强烈。

接济穷人并非领主的法律义务（而且好些领主确实为富不仁），不过，宗教传统鼓励乐善好施，慷慨会促进威望，因此，领主们也会时不时表现得慷慨一点。这点恩惠叫农民们感激不已。他们不愿疏远领主，以免被冷落。不过，人民民主党认为，农民完全无须如此谨慎逢迎。领主所谓的善行，不值得他们如此感恩戴德。相反，农民应该仇视领主，农民分配领主的土地是合理合法的，他们大可不必感到惭愧，更不用担心领主不再开恩施舍，毕竟政府会照管农民的生活。

游牧民族是阿富汗的重要组成部分，占阿富汗总人口的12%—15%。［5］游牧民与定居的农耕民有着明显的认同差异。不过，大家并不清楚这种差异是否源自“阶级”。同一部落中，所谓“阶级利益”应该如何体现？不同的部落，所属的“阶级”是否也有差异呢？

部落控制的领地上，酋长们都有自己的部落利益：他们用来走私的路线、多斯特·穆罕默德以来政府发放的补贴，以及用来捍卫自身利益的枪支。这些人会融入一个由“阶级利益”定义的框架吗？

尽管民主决策机制根植于每个村落和宗族，但是，不同的村庄和部落之间，很少有民主决策的经验。人民民主党政权希望血缘、历史、人际关系不再成为部落联盟之间的权力来源，新政权建构的这个框架，其中的附属关系基于政策，但这是徒劳的。

一个正常运作的中央政府可能已经采取措施阻止接二连三的灾难了，不过，人民派政府是启思东警察（Keystone Kops）那样的革命军政府，他们不闹出悲剧才是可笑的。

人民派驱逐旗帜派之后，开启了一场残酷的内部清洗。“亲中分子”难逃厄运，其他小型左翼政党也遭到严厉打击。人民民主党执政初期，曾经大赦政治犯。事后看来，他们似乎只是想要腾出牢房，为内斗失败的一方找个合适的落脚点。

大多数人认为，政变让苏联方面也始料未及，虽然苏方早就希望阿富汗“革命”。人民民主党上台执政，苏联人自然乐见其成，但这一切来得太快了。如此天赐良机，苏联人自然不能错过。于是，他们派出“顾问”来到阿富汗，指导人民派政府。顾问的人数越来越多，仅喀布尔一地，苏联的军事、技术顾问便达到5000多人。几乎每位身居要职的政府官员、军事指挥官，都能配备一名苏联“顾问”。

人民派初掌政权，手腕还不够强硬，一支高效的特务队伍似乎有助于政府施政。新生的人民派政权在克格勃的帮助下，建立了一个不可缺少的政府分支：秘密警察。其间，国内政局几经动荡，这个情报机构几易其名，最终被称为“卡德”（KhAD）。时至今日，这个恐怖的名字仍让阿富汗人闻之头皮发麻、胆战心惊。

人民派把大批敌人、对手、朋友、熟人关进了监狱，同时，他们也在竭力笼络人心。他们觉得，赢得人民爱戴和尊重的最主要办法，就是弘扬塔拉基同志的伟人风范。喀布尔的大街小巷遍布塔拉基的巨幅海报与宣传画，塔拉基被称赞是“东方的天才”“伟大的导师”。［6］塔拉基的家乡远在加兹尼省，他的童年故居已被辟为圣地。屋外红旗招展，彩灯闪烁。步入屋内，参观者可以了解塔拉基的早年生活，看一看他曾经睡觉的床、使用过的简陋餐具。

政变之前，塔拉基把家安在了喀布尔的一处中产阶级社区。他搬去王宫居住后，此地变成了一座博物馆，屋内的一切都成了展品。这里有伟人曾经伏案写作的书桌，桌上有一瓶墨水、一支笔，那是塔拉基伟大思想的见证。他的鞋子与短裤，他坐在上面思考的椅子，也被展出供人观瞻。馆内的向导会绘声绘色地告诉游客，塔拉基正是坐在这把椅子上，悟出了革命的种种真理。伟大导师的小说及其他著作是阿富汗作家联盟的研究课题，塔拉基的情感小说成了那个时代小说的范本，这是一些充满说教意味的虚构小说。［7］

奇怪的是，这场华丽的运动并非塔拉基本人发起，哈菲佐拉·阿明才是这场造神运动的总指挥。对于分配给塔拉基的每一个头衔，阿明总会给予自己相应的荣誉。塔拉基是“伟大的导师”，阿明就是“伟大导师的忠实学生”。提到这层师生关系，阿明有过一番颇为精妙的比喻：塔拉基如果是一根手指，那他就是手指上的指甲盖。因此，他这个学生将永远与伟大导师血肉相连、形影不离。

其实，阿明和塔拉基的交情远谈不上亲密。阿明心狠手辣、狡黠多智，是个受过良好教育的政治操纵者，行使着实际权力。至于塔拉基，不过是一个智力平平、学业不精的书呆子，他只是权力的象征。阿明并不是唯一能控制塔拉基的人，他不过是其中之一。这样看来，塔拉基与其说是领袖，不如说是大家都争相要坐上去的椅子。

竞争者中，阿明最有优势。他在党内人脉最广，政敌的把柄他多有掌握，他也最有组织头脑，正是他将人民派的成员扩大到军队，从而比旗帜派更深地渗透到军中。而且，他曾为人民民主党领导的革命立下大功。1978年4月27日，几乎党内的所有领袖都遭到了达乌德政府的逮捕。幸好阿明反应迅速，当机立断发动袭击，局势方才得以扭转。若不是阿明指挥若定，人民民主党可能已经覆灭。

诸多优势之外，阿明也面临一重隐患。苏联方面对他这个二号统帅并不信任。苏方属意的领袖另有他人，那就是卡尔迈勒。如果卡尔迈勒无法上位，塔拉基倒也勉强可以接受。早就有人指出，阿明一直在向美国中央情报局输送情报。可能出于这个传言，苏联方面才对阿明如此冷淡。其实，阿富汗本就是国际谍战的角力焦点，身处其中的各位政客，恐怕谁都难逃“间谍”的嫌疑。不过，阿明的个人经历似乎又印证了他的美国间谍身份。60年代中期，他曾在美国留学，还是当地阿富汗学生联合会的主要领导人。阿富汗学生联合会似乎和中情局有些往来。1967年，《壁垒》（Ramparts）杂志曾经刊文披露过一桩秘闻，一个名叫“亚洲基金”的半政府组织曾向阿富汗学生联合会提供金钱，而美国中央情报局就是“亚洲基金”的幕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