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章 改弦更张

从理论上讲，阿富汗人民民主党成了阿富汗的执政党。但在实践中，它面临着与多斯特·穆罕默德同样的挑战，他们必须巩固喀布尔的权力，以让广大乡村地区服膺，虎视眈眈的外国势力，也需要他们积极应对。政变之后的几天里，新政权的武装在喀布尔四处搜捕王室的漏网之鱼。能够逃出阿富汗的王亲国戚，全都已经走得一干二净。一位名不见经传的人民民主党官员通过喀布尔电台，宣布大局已在“革命委员会”的控制中。然而，这个国家的大多数人并不清楚这个委员会到底是什么玩意儿。而后，民众从电台得知，空军中尉阿卜杜勒·卡迪尔（Abdul Qadir）掌握了权力。对于卡迪尔，大部分阿富汗人觉得很陌生。这场政变来得太突然，连胜利的一方都不知道谁是赢家，他们花了好几天时间才把事情弄清楚。

记者穆罕默德·塔拉基成了总统、阿富汗人民民主党的总书记，他还是各种组织的领袖。总之，塔拉基几乎包揽了一切可能的尊衔。师范大学的前校长哈菲佐拉·阿明，则成了新政权的二号人物。

新内阁完全由人民民主党党员组成。人民派和旗帜派各占一半席位，似乎形成了力量平衡。不过，各种机要位置都为人民派所把持，并很快摆脱了旗帜派。就连卡尔迈勒也被派往东欧担任大使。两派的矛盾很快公开白热化，他们偶尔会进行西部式的疯狂枪战。最终，旗帜派纷纷败走，人民派成了最高统治者。

长期以来，人民民主党都在地下活动。尽管旗帜派参与政变、帮助达乌德重夺权柄的时候，有好些党员身份公开了，不过，大多数党员仍然是秘密的。因此，在政变后，几乎没有人知道他们的党员身份。

随着人民民主党的自信与日俱增，即使是级别较低的官员也开始有些跋扈起来。在整个行政系统中，就连政府高官也开始遇到一些令人毛骨悚然的不尊重、不服从或随意被下属嘲笑的事件。军官们开始意识到，存在着一种完全不同的指挥系统，下士可能凌驾于上校。大家不知道谁可以信任，不经意的一句话就可能招来灾难，噤声不言才是最好的选择，恐惧在城中蔓延。这时，一个组织开始像海怪一样在技术官僚阶层兴起：人民民主党。这些年，人民民主党的各派别和分支一直在他们的秘密会议中制定“方案”。掌握政权后，曾经的秘密方案终于可以大大方方投入实践。虽然没有一点治国理政的具体经验，但新政府信心满满，他们开始依据“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颁布法令。

从理论上看，新政府的大多数法令颇具进步意义，甚至可以说是伟大的。例如，妇女的地位得到提高。新法禁止父亲支配女儿、丈夫支配妻子，礼金与童婚也被视为非法——这与阿曼努拉试图颁布的措施相同。新法令规定为女性开设扫盲班，并规定为新母亲提供长达270天的带薪产假。

新法虽好，但范围非常有限，很难惠及喀布尔之外的任何地区。这也难怪，人民民主党的党员来自心怀不满的技术官僚阶层，而非在农村生活的农民。由于村民们没有立即受到影响，所以他们谨慎观望。随后，政府出台了一项对村民有重要影响的法令：取消农民欠地主的所有债务，宣布以土地作为抵押的高利贷非法。你知道这为什么听起来很高尚吗？过去，地主通过借贷巧立名目，将当地的穷人、亲戚和仆人牢牢束缚在农奴般的奴役之下。虽然伊斯兰教法明文禁止债权人谋取利息，不过，地主仍有办法规避教法向穷人放高利贷。不少毛拉也和地主沆瀣一气，成了盘剥农民的帮凶。农民难以偿还高额利息，不得不把土地抵押给地主。人民民主党政权觉得，取消债务能一举消灭这一罪恶，就像用斧子砍头一样。［1］

然而，事态的发展并不如人意。穷人举债通常为了两件大事：年轻男子娶妻需要一大笔钱，家里有人亡故得筹巨款办丧礼。既然新法严禁高利贷，地主和富商干脆收紧钱袋分文不借。如此一来，年轻人负担不起结婚的费用，除非变得富有，从而导致性和情感上的挫败感不断累积。

就连体面的白喜事也成了富贵人家的专利，穷苦百姓的身后事只能寒酸可怜，就连中等富裕家庭也为葬礼不周而苦恼不已。想想吧，家中老人故去，儿女却只能接待少数吊唁者，只能为他们提供寒酸的食物。按照阿富汗人的观念，如此寒酸的丧礼无异于辱没家门。［2］为满足传统社会诸多关键需求而建立的社会机制被一应废止，但是，人民民主党又没有建立新的机制来满足这一需求。封建领主倒是抓住机会大肆蛊惑人心，本就牢骚满腹的劳苦大众对新政府的新政策更加心怀怨愤，身无分文的穷人们觉得，政府的所作所为妨碍了自己的切身利益，甚至在将其逼入绝境。

人民民主党还为个人拥有土地的面积规定了上限。按照新法，每个人名下的土地不得超过60公顷（148英亩）。新法实施的第一年，政府便从各大地主手中收回了近80万公顷土地，所获土地被分给了13.2万户农民家庭。政府还宣布，下一年将把100万户家庭组成4500个农业合作社。［3］政府愿望虽好，却是重蹈了之前的覆辙——在美国受教育的赫尔曼德工程的管理者曾强迫不同民族的游牧民聚居在“模范城镇”。人民民主党认为，他们可以用行政命令创造一个人为的新单位——合作社，取代源自部落和村庄的群体认同（以及由此带来的合作）。

阿富汗气候干旱，没有水的滋润和灌溉，田地即便均分到户，也无法促进生产，水的管理需要复杂的合作。几百年来，乡村地区的阿富汗人摸索出了一套找水、取水和驭水的传统办法。他们开凿井渠、壕沟，还在地下开辟了密密麻麻的坎儿井。这些传统的水利设施并不先进，却绝对行之有效。但这需要得到相应部落社会角色的支持，并与宗教、民间传统交织在一起。

如今，原本完备的系统已经全部崩溃。新政府的新规定好似一枚莫洛托夫鸡尾酒(1)，炸毁了这个完备的组织体系。在阿富汗，绝大多数地主并非身居城市、敲骨吸髓的食利阶层（当然，类似的人物也有不少）。相反，他们控制着大片土地，是当地的酋长，当地人也把这些土地视为酋长们的土地。当大片土地被分配给数百个家庭，这些家庭却没有建立起合作的社会机制，因此也无法通过合作来管理他们的水资源。为了抢夺灌溉资源，家庭之间争斗不休。到头来，没有人能够得到他们所需要的水源。我的表弟马扎尔当时在阿富汗居住，他记得，当时许多农民来到首都向政府投诉，说在新法实施之后，他们的土地每天得到的供水不足30秒。换在以前，同等份额的土地可以养活土地上所有居民，现在却无法养活任何一个家庭。现在虽然人人平等，却都饱受饥饿之苦。

水源之争导致乡村社会的人际关系十分紧张，而且传统观念与宗教习俗根深蒂固，就连改革的不少受益者都觉得，自己获得的土地本就该是地主的产业。为此，他们甚至有些心怀愧疚。土地改革之后作物歉收，饥荒接踵而来，有关水源的争端看起来永无休止。农民们还非常担心自己会受到土改这宗“罪孽”的拖累，在死后堕入地狱。再加上礼金不足造成的婚事不遂，又让不少男性感到雄风受挫。重重困难之下，民怨自然沸腾。人民民主党那套说辞完全无法平息民愤，一项项旨在推进社会公平的施政措施，反倒给这个国家带来了无穷无尽的麻烦。

人民派政权却不觉得危机将至，因为他们从阶级斗争的角度对阿富汗社会进行了严格分析：因为他们站在多数人一边，领导人民打倒那一小撮剥削阶级，那就一定会获得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