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章 左翼兴起

达乌德在向苏联寻求军事援助后，开始派人前往苏联和一些东欧国家接受军事训练。到了20世纪60年代初期，随着数百名受过良好教育、具备管理才能和掌握技术的西方留学生回国，数百名留学社会主义国家、接受军事训练的留学生也回来了，他们训练有素，已做好进入军队的准备。在社会主义国家求学期间，他们不仅收获了军事知识，还接触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他们看待祖国前途和个人命运的角度由此也发生了重大变化。按照马克思主义史观，阿富汗尚处于向前工业社会过渡的封建社会阶段。而他们是阿富汗迈向工业文明的开路先锋，要消除所有关于天堂和地狱的胡言乱语，把阿富汗打造成天国乐园，工人的天国乐园。

随着时间推移，马列主义思想从军营传到了喀布尔大学。大学毕业生走上教师岗位，又把共产主义思想带进了中学课堂。当时的喀布尔工作机会十分有限，许多大学生只能远走他乡，到各地的公立学校从事教职；年轻军官则被派到全国各地驻防，共产主义思想由此播撒到了阿富汗地方社会。在喀布尔，不少持有异见的知识分子秘密结成学习小组，探讨马克思列宁主义。每个小组的成员不过10—12人。在议会时代，其成员也只有几十人，但他们的思想在不断传播。

1965年，来自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的30多名代表齐聚在记者努尔·穆罕默德·塔拉基（Nur Mohanmmed Taraki）的家中。塔拉基因写过一些说教小说及有关阿富汗工人和农民的小说，从而在苏联引起了一些关注。塔拉基出身贫穷的普什图家庭，通过就读公办学校晋升成为技术官僚。他还曾经前往美国，在阿富汗大使馆当过一阵子助手。他的一部小说被翻译成俄语，并受到苏联读者的欢迎，称赞他是“阿富汗的高尔基”。1965年，塔拉基已是两鬓添霜的老人，而与会者大多是刚刚走出大学校门的年轻人。塔拉基由此确立了他的领导地位，毕竟在阿富汗这个社会，年长即等于权力。

然而，会上有那么一位人物并不服气。此人名叫巴布拉克·卡尔迈勒（Babrak Karmal）。时年36岁的他虽然华发未生，但在一众大学毕业生当中也算得上半个长者。求学期间，卡尔迈勒曾经组织过多场反政府学生运动，并因此招来了一段长达四年的牢狱之灾。正是由于这段经历，卡尔迈勒在喀布尔的激进分子当中闯出了名声。在达乌德的黑狱中，他的狱友——一些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向他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出狱之后，卡尔迈勒继续求学，取得法学学位。与此同时，他这个拥有特殊牢狱经历又富有领袖魅力的大龄学生，在年轻的同龄人中拉起了一支规模不小的拥趸队伍。1965年，卡尔迈勒已经离开校园，但左翼学生运动仍和他有很多联系。

30多名参会者连夜决定成立一个政党，角逐即将到来的国民议会选举。这个政党就是“阿富汗人民民主党”（the People’s Democratic Party，PDPA）。那天晚上的这些与会者，不仅是党的领导人，也是党的大多数成员。他们中的半数出身普什图农村家庭，来自那个旧的阿富汗，通过公立学校得以进入新的阿富汗。剩下的那部分党员出身城市。塔拉基是第一个群体的代表，他的父亲是个牧羊人，其先祖是游牧民。第二个群体的代表则是卡尔迈勒，他的父亲是个将军，与达乌德来往密切。

选举结果出来了，卡尔迈勒为代表的群体几乎全部成功当选，塔拉基的团队则无一人当选。不过，新兴的人民民主党到底是在阿富汗政坛有了一席之地。议会开幕那天，一帮学生涌进了会场，他们的抗议行动让不少人对学生运动心生反感。学生们觉得，各位议员并非真正的民意代表，而且大多有贪污与结党营私之嫌，他们要求一年前国王任命的首相及内阁集体请辞。会场里嘘声阵阵，议员的讲话频频遭到打断。显然，这是人民民主党策划的一次示威。一片喧闹中，大厅里的一名议员突然站起身来。此人身着衬衫袖子的便服，看起来像学生，他就是卡尔迈勒。示威者安静下来，给了卡尔迈勒发号施令的光环。他开始了一番慷慨陈词，痛陈国家面临的困境和农民的悲惨遭遇时，卡尔迈勒相当动情，好些反对派议员听了都为之落泪。卡尔迈勒讲话期间，每个人都在认真聆听。当他坐回议席，会场又开始喧闹起来，议会不得不休会。［1］

接下来的几天，学生们仍在议院中抗议。没办法，议会只得动用警力，把一干学生逐出大楼。但是，抗议活动还在继续，只不过把阵地转移到了街头。四面八方的学生还在源源不断地加入示威人群，能有机会成为这历史性时刻的一部分，每个人都十分兴奋。至于抗议游行有何目的，又有什么打紧呢。

游行仍在继续，官方渐渐难以容忍。1965年10月25日，当局授意警方出马驱赶示威人群。警方开了三枪，造成三人不幸身亡，其中两人是学生，还有一人是围观者。在很多人的心中，阿富汗可能就是政坛暴力的代名词，区区三条人命是小事。这样的想法真是大错特错。这桩惨案一直被阿富汗人铭记至今，大家都不会忘记，那天是阿富汗历8月的第三天。此后的十多年里，这一天不仅仅是日历上的一个日期，还是那场运动的象征。

1965年，示威游行进一步升级成一场罢工。喀布尔大学的学生发动罢课，还把一封请愿书递到了副校长（碰巧是我父亲）手里，请求政府彻查整起事件，惩罚下令向学生开枪的人。如若这样的要求不能得到满足，他们将让大学今年内无法再复课。

示威活动已经导致第一任首相被迫辞职，继任者哈希姆·麦万德瓦尔（Hashim Maiwandwal）接受了请愿书，承诺会进行调查。最终，一位默默无闻的大学老师被指控，罪名模棱两可，实际上调查并没有结果。街头流言称，国王的堂兄、喀布尔驻军司令阿卜杜勒·瓦里（Abdul Wali）嫌疑最大。如果真是这样，调查毫无结果也就不足为奇了。阿卜杜勒·卡尤姆（Abdul Kayeum）因为“八三事件”辞去了内政大臣的要职并流亡海外，人们认为，无论他是否真的要对此事负责，他都应该承担责任。

到底谁应该为“八三事件”负责呢？时至今日，没人清楚问题的答案。事实上，这可能并不重要。当年的喀布尔就像一个火药桶，“八三事件”不过是导火索。此后的十年里，每逢阿富汗历的8月3日，广大学生都会走上街头游行示威。

在当今世界的绝大多数地方，学生激进分子会等同“左翼”，或至少是“自由派”。在喀布尔，这两个词并不是同义的。在这里，富有煽动性的校园激进分子都是宗教激进主义者。大学里的神学教授是这类学生的带头人，其中最知名的参与者要数布尔汉努丁·拉巴尼（Burhanuddin Rabbani）和阿卜杜勒·拉苏勒·赛义夫（Abdul Rasool Sayyaf）。两人是校友，都曾在埃及著名的伊斯兰神学院爱兹哈尔大学就读。一帮留苏学生为阿富汗带回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拉巴尼与赛义夫则带回了穆斯林兄弟会的思想。穆斯林兄弟会的宗旨是，全世界的穆斯林应当生活在统一的哈里发国，摒弃民主、人文主义之类的西方思想。拉巴尼和赛义夫认可穆斯林兄弟会建设一个完全以伊斯兰教法为基础的国家的愿景。

在众多的学生追随者中，有两位活跃的学生：塔吉克人艾哈迈德·马苏德（Ahmad Massoud）和普什图人古勒卜丁·希克马蒂亚尔（Gulbu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