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都铎王朝

第1章

Holbein

《大使们》

汉斯·荷尔拜因

当我们靠近画面，从右上角或左下角斜着看过去时，可以在地上看到一个骷髅（死亡的象征），画中每个物件也都包含着各自的意义。



宗教问题


以路德提出的关于赎罪券的《九十五条论纲》（1517年）为发端，一场宗教改革的疾风暴雨席卷欧洲。这场运动也影响到了画家们。当时最大的后台就是教会，举着反对天主教（正统教会）旗帜的新教徒们（提出异议的人）基本上是不承认教会内的圣像和圣人画像之类的。所以，新教国家里的画家们面临着订购数量急剧减少的艰难处境，住在瑞士的德国人汉斯·荷尔拜因就是其中之一。当时，他的这幅画激活了如沙漠般的英国画坛。

汉斯·荷尔拜因给人文学家伊拉斯谟画过肖像，经由这位大师的介绍来到伦敦之后，又得到了效力于亨利八世的大法官托马斯·莫尔的庇护。不久之后，他又获得国王的青睐，开始作为宫廷画家为众多王室成员和大臣们画画。当时英国宫廷的样貌能栩栩如生地展现在我们今天这些人的眼前，毫无疑问多亏了这位杰出的肖像画家。

《大使们》创作于1533年，画的是受命于法国国王弗朗索瓦一世，肩负重任来到伦敦的两位大使。这幅画作为“视觉陷阱”是非常有名的。当我们面对这幅画面精致、充满现实感的油画时，目光就会不自觉地看向那个仿佛冷不防从旁滑入的不明所以的物体。这是远近法中把画像极度扭曲的一种画法（歪像画法）。当我们靠近画面，从右上角或左下角斜着看过去时，可以在地上看到一只骷髅（死亡的象征）。这种异化效果的冲击力是极大的，更成了这幅作品中一个强烈的点缀部分。


《大使们》，汉斯·荷尔拜因，1533年，橡木板油画，伦敦皇家美术馆，207厘米×209.5厘米


画中的每个物件都包含着各自的意义，让我们来一一进行解读。

从左边站着的骑士丁特维尤拿着的短剑上的数字，我们可以知道当时他是29岁。右边主教塞尔维把胳膊支撑在一本书上，上面的数字显示那时他是25岁。他胳膊上方的日历上显示着当天的日期——1533年4月11日。另外，中间架子上的天体观测仪、三角规、地球仪、数学书等，都显示了这二人具备高等学历。

然而，象征“调和”意味的弦乐器鲁特琴上的琴弦为何如此松弛？鲁特琴的黑色琴罩也掉落在了地面上。在那本翻开着的路德翻译的德文版赞美歌集书上，可以看到天主教使用的歌曲乐谱。地面上的马赛克花样是威斯敏斯特教堂地板的复制品图案；这座建于中世纪的天主教堂，如今正在慢慢改变。另外在画面的左上角，从绿色窗帘的缝隙中可以瞥见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

这些都暗示了这两位大使的访英目的。因为当时亨利八世向罗马教皇申请和王后离婚却遭到拒绝，于是准备和梵蒂冈断绝关系。一旦那样，欧洲“和谐”的局面就会被打乱，天主教国会越来越少，法国也许将被新教国家所包围。法国国王意识到了这种危机，所以希望亨利八世能打消离婚的念头。

当然，荷尔拜因是知道这一切的，但他更了解亨利八世。这两位优雅的法国官员、年轻的知识分子绝不是那个态度强硬、身高超过一米九的巨汉亨利八世的对手，他不但会殴打大臣，还会大声恫吓拜见者。他们的任务应该会以失败告终吧。画家把他感受到的完完全全传达给了我们这些观画之人。而事实也的确如此。



一箭双雕的宗教改革


创立都铎王朝的亨利七世娶了“消失了的少年们”的姐姐做王后，他们一共生育了八个孩子，其中四个夭折，有两个儿子存活。长子亚瑟虽然体弱多病，但为了巩固王朝基石，15岁时就匆忙成婚。对象是西班牙的阿拉贡的凯瑟琳（16岁），她带来了一笔丰厚的嫁妆。

仪式举行半年后，在夫妻二人没有圆房的情况下，亚瑟就因病去世了。一般像这样只是挂名的王太子妃会回到自己的故乡，但亨利七世不想返还那笔嫁妆，所以强行留下了凯瑟琳。不久之后，亨利七世的王后也因病离世，这正中他的下怀，他开始策划把凯瑟琳娶作自己的第二任妻子。但此举遭到西班牙方面的强烈抗议，亨利七世不得不打消了这个念头。于是，亨利七世让成为新王子的次子亨利与之成婚，而这需得到梵蒂冈方面的特赦。

为什么说需要特赦呢？那是因为在《圣经·旧约》中，记录着弟弟娶兄弟的妻子是一件非常污秽之事。在那样一个宗教完全凌驾于世俗之王的时代里，这件事是不被允许的。但当时梵蒂冈的势力已经日薄西山，新教国家如雨后春笋般诞生，所以他们不得不屈服于边境上的这个二流国家——英国的要求。于是，亨利和比他年长六岁的凯瑟琳定下了婚约。

1509年，父王去世后，亨利八世加冕为王。据说他和妻子一直关系和睦，如果他们诞有儿子，也许英国的历史就会被大大改写一番了。命运就如同下棋一样，这次命运棋子的走动实在是又讽刺又令人费解。凯瑟琳几度怀孕（据说有六七次），但每次不是胎死腹中就是中途流产，存活下来的只有女儿玛丽一人，后来凯瑟琳也无法再怀孕了。

英国当时还未使用《萨利克法典》（只有男子才有王位继承权的法律），所以作为西班牙伊莎贝拉女王女儿的凯瑟琳，理所当然地以为只要让女儿玛丽继承王位就行了。但是，她越想这样说服丈夫，亨利八世就越是想要一位王子。也许是出自对都铎王朝的开创不够名正言顺的一种自卑感，还有他单方面对法国国王弗朗索瓦一世（当时已经有三个儿子）抱有一种敌意的缘故吧。

这时，安妮·博林登场了。她是法国宫廷中一名充满魅力的教育女官，但在西方历史中常常把她写成恶女。安妮看尽了亨利八世是怎样玩弄女性又喜新厌旧的，所以她坚持只有让她成为王后才肯嫁给他。其实这也不难理解。亨利八世越被拒绝，就越成了欲望的俘虏，他坚信年轻的安妮一定能给他诞下王子。于是，他提出要和凯瑟琳离婚。

但是，天主教是不允许离婚的。于是，亨利八世自私地提出，自己和兄长妻子的这段婚姻本就无效。梵蒂冈没有同意，不，是无法同意，因为此时已与20年前的情况迥然不同。哈布斯堡王朝的查理五世以破竹之势统治了欧洲大部分地区，梵蒂冈也不得不对他言听计从。而这位查理五世正是凯瑟琳的外甥。

无计可施的亨利八世想出的新主意竟是与梵蒂冈断绝关系。他也并不是从罗马天主教转投入路德派，典礼等还是几乎依照原样进行，他制定了英国国王兼任教会首领的《至尊法案》。就在《大使们》这幅油画创作的第二年，英国国教会诞生了。

亨利八世为了离婚，和安妮再婚，仅凭一人之力强行推行了“宗教改革”，真是一箭双雕——以后一旦厌倦了王后，他就能轻松离婚。他还取缔了国内近600家不臣服于自己的修道院和教会，没收了他们全部的土地和财产。王室因此更加富有滋润，而他也借此削弱了其他有权势的贵族们的力量，建立了绝对王权。


《安妮·博林》，画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