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二代，我靠自己取胜

　　近些年来，“官二代”“富二代”“星二代”等新名词粉墨登场，甚至出现了为了走捷径认一个有钱有权的干爹的“干二代”。但，有钱权撑腰的“×二代”毕竟只是少数，更多的年轻人没有依傍。他们中有那么一些不感慨、不愤懑，不把希望寄托在上辈荫泽上，自己打拼、自己奋斗，同样过上了富足快乐的生活，这就是“拼二代”。

　　寒窗十六载，

　　拼不过有钱有势的爹

　　1996年我大学毕业了。尽管毕业成绩高居榜首，但因为当初走的是本厂定向委培生，我只能羡慕地望着四处奔波挑选单位的同学们，默默等待回到位于井径山区的工厂。

　　与我同样身份来的朱瑶却是另一番景象，几乎天天都在兴高采烈采购上班的行头，丝毫没有从大城市重返小山沟的怅然。当年朱瑶不是工厂子弟却以极低的高考分数占用了一个定向名额，我一直纳闷：就凭朱瑶那娇滴滴的公主模样，她会去我们厂那种闭塞荒凉的地方上班？

　　后来才听别人说，她上定向委培只是因为高考分数不够录取线花钱买的名额；临近毕业，家里又甩出一笔违约金解除了定向。本与大学无缘的朱瑶，因为有个富爸爸，成为与别人一般无二的天之骄子，根本无需再回小山沟，怪不得这样无忧无虑。

　　我也动了心。说实话，上了4年大学，我深深地爱上了这座城市。它时尚、有活力、充满机遇和挑战，对比之下，从前生活惯了的厂区早已盛不下我的梦想。

　　我让爸爸打听解除定向需要的违约金数额，爸爸隔天给我回了信：“厂里说得两万……丫头，回来吧，你张叔他们不也是大学生吗？人家都干得挺好的。”

　　我的心顿时瓦凉瓦凉的，知道这事再没回转余地。爸妈当了一辈子工人，吃穿之外供我们姐弟两人读书已经不易，两万元不啻为天文数字。

　　到了离校的日子，朱瑶的爸妈各开一辆锃亮的豪华车，迎接功臣一样，把她超多的行李左一件右一件塞进后备箱和后排座椅，兴高采烈扬长而去。听说她那神通广大的爸爸托朋友把她安排在了一家银行，不仅跨专业而且跨行业，名声好待遇高工作清闲，人人向往。

　　而我，仍如来时那样背着硕大的帆布背囊，一步三回头地离开省城，孤独地踏上返乡的路。

　　当繁华远去，人烟渐少，锈红色露天机械和低矮破旧的生活区进入视野，止不住的悲哀涌上心头。那一刻，我生平第一次对生我养我的父母生出一股怨气：不是我不行，是父母不行，如果他们能像朱瑶的父母一样，在大学里样样出色的我何至于在这鸟不拉屎的地方埋没终生。

　　追逐梦想的路上，吃得下苦中苦

　　我被分配到工艺车间技术室。所有的厂房都已经年代久远，白墙变成了灰黑色，有些地方剥落了，露出红色的墙砖，车间里弥漫着铁屑混和着冷却液的味道。技术室盘踞在车间入口处的二楼，里面摆着两张倾斜的绘图桌，3张高矮不一的办公桌，3个不同年龄段的技术员各据一张，我的月工资是270元。

　　车间里的工作已经成了套路，车间技术员职责跟看图员差不多，把厂技术室的图纸读懂，拆解优化出合理的工序，画成与之对应的工序图交给工人加工。这对于学了4年专业的我来讲，真是小菜一碟，很快就能驾轻就熟了。日子缓慢而无趣，接近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让我不知如何安放我那颗蓬勃的心。

　　爹妈怪我不知足：“不错了，转正以后工资将近400块，你爸都30年工龄了，也不比你多多少，安心干吧。”

　　我承认我不知足，与16年艰苦的学习相比，这种一眼望到头的生活太过冤枉，满足不了我。

　　我决定考研，这是能够摆脱目前困境唯一合理而“高尚”的理由了。于是毕业一年之后，我重新捧起书本，投入到昏天黑地的考研复习中，第二年如愿以偿，顺利考回母校。

　　研一刚刚念完，厂里因效益滑坡实行减员增效，所有不在位的职工原则上列入被减之列。厂办说如果我中断学业回去上班，还可以为我保留职位。

　　父母力劝我回去，因为96年之后，国家已经不包分配了，如果真的被厂里“减”掉，就等于没了铁饭碗，对吃了一辈子“公家饭”的他们来说，这太可怕了。

　　我最终还是留了下来，因为不管别人怎么说，我知道那不是我想要的生活。失去厂里的补助，继续学业变得异常艰难，但我知道，像我这样没有父辈恩泽的孩子，要追逐梦想，就要吃得下比别人更多的苦。

　　我给大一大二的学生做辅导员、去家教中心兼课、帮导师做项目、甚至去麦当劳当小时工，忙得像一只陀螺。熬到2001年研究生毕业，身高1。64米的我瘦到不足百斤，但我的头脑，却比任何时候都丰盈。

　　笑到最后：没有权钱撑腰也成功

　　凭借出色的学习成绩藉由导师力荐，我被一家著名的瑞典食品灌装机生产企业驻中国办事处河北区聘为售后服务工程师，年薪4万。

　　当我在电话里把这个喜讯告诉爸妈的时候，他们好半天没出声。尽管经过几次工资改革，他们的收入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2000年突破了千元大关，但对于他们来说，年薪4万仍然是一个惊掉下巴的数字。

　　不过，资本家的确是资本家，给了你4万的年薪，不会让你干三万五的活。我一年有200天奔波在全国各地，充当救火员的角色，哪里的机器出了问题，必须在最短的时限内让它恢复运转。

　　为了能胜任这份工作，我将公司旗下所有型号的机器摸得滚瓜烂熟，中英文说明书倒背如流，连简单的瑞典话都会说了。因为碰到棘手的技术问题，电话打到总部是很正常的事，没有“原创人员”的帮助，有些事情真就搞不懂。

　　当然，为此我付出了大量的精力和时间，学机械、学控制、学电气、学英文、学瑞典语，连恋爱时间都腾不出来。直到33岁才经人介绍与一位德国海归相识相爱，结束单身。

　　10年来，我一步步从区级售后工程师晋升为售后服务部主管、部长，华北大区售后服务部主管、部长，2009年到瑞典总部学习一年，回来后擢升河北区区总，年薪80万。

　　前些天，多年未见的朱瑶不知从哪打听到我的消息，找上门来。故人相见，自有一番亲切，聊了半天闲话，绕到正事上，我才听明白，原来朱瑶想让我把公司的对公账户挪到她所在的银行。看着她略显谦卑的笑容，我有些诧异：当年那个公主般的富二代，怎么会落到四处揽储的地步，不过是200万的任务，她爸爸一个人就够了吧。

　　朱瑶苦笑，父母年纪大了，逐渐退居二线，把公司交给朱瑶的哥哥。朱瑶的哥哥也是福窝里长大的，怎禁得住商场如战场的拼杀，几手败笔下来公司就江河日下，现在经营惨淡，一日不如一日。

　　朱瑶当年到银行，全靠老爸的钱做后盾，专业本不对口，又没有钻研精神，业务窗口干不来，只能在二线干个万金油的职位。这几年银行企业化改革，风声日紧，若再完成不了揽储的任务，怕是饭碗都保不住。所以才千方百计地打探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无论如何请我帮忙。

　　朱瑶感慨地说：“毕业时咱都是一个起点，我还比你要高些，可你看现在，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咱们这些同学里，有父母当官的，有父母能挣钱的，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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