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冷战之后

判来解决以色列与其阿拉伯邻国之间的分歧，以及通过4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参加的多边谈判来解决水、环境、军备控制、难民和经济发展等全球关切的问题。马德里进程虽然最终并没有成功，但却开启了以色列与其阿拉伯邻国之间40多年冲突以来最大范围的和平谈判。

双边谈判的目的是根据联合国安理会第242号和第338号决议，以归还被占领土换取和平的方式来解决阿以冲突。但是阿拉伯人和以色列人对这些决议的不同解释从一开始就困扰着谈判。阿拉伯国家抓住决议序言中提出的“不允许通过战争获取领土”的原则，主张以色列完全撤出1967年6月战争期间占领的所有阿拉伯领土，将之作为实现和平的先决条件。相反，以色列人声称，该决议只要求以色列军队从1967年战争中占领的领土撤出——并非所有领土，只是“领土”，并坚称，以色列在与埃及签订和平条约后，从西奈半岛撤出，这便已经履行了对第242号决议的承诺。以色列人提出，阿拉伯各方必须为了自己而谋求和平，并在不设先决条件的情况下，以协商双方都能接受的方案来解决领土问题。以色列、黎巴嫩、叙利亚和约旦之间的谈判没有取得任何进展。

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的谈判有着不同的侧重点。双方同意就巴勒斯坦获得5年自治过渡期的条件进行谈判，过渡期结束后双方将进行最后谈判，以结束巴以冲突。但是，谈判开始后，沙米尔政府竭尽全力阻止巴勒斯坦人取得有意义的进展，并加紧建造定居点，以加强以色列对约旦河西岸的控制。沙米尔在1992年选举失败后接受采访时证实，他的政府阻碍了谈判，旨在阻止巴勒斯坦人建国并保留约旦河西岸作为以色列定居点。“我可以进行10年的自治谈判，到时候，我们在朱迪亚和撒马利亚的人口将达到50万。”39

沙米尔政府在选举中落败，他对谈判的阻挠也走到了尽头。1992年以色列大选，左倾的工党领袖伊扎克·拉宾上台。在巴勒斯坦大起义中，拉宾授权对示威者实施身体暴力，这样的名声几乎没有理由使巴勒斯坦谈判代表相信“断骨者拉宾”能够成为“和平缔造者拉宾”。40

在拉宾上任的头几个月里，对于陷入僵局的双边谈判，他延续前任的做法，并没有带来什么改变。1992年12月，哈马斯活动分子绑架并杀害了一名以色列边防警卫。作为报复，拉宾在未经指控或审判的情况下下令逮捕416名嫌疑人并将他们驱逐到黎巴嫩。所有阿拉伯代表团都暂停了谈判以示抗议。如果说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拉宾看起来比沙米尔更强硬。

比尔·克林顿在1992年美国总统选举中出人意料地击败了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这引起了阿拉伯谈判团队的担忧。在总统竞选期间，克林顿曾明确表示无条件支持以色列，因此，阿拉伯各国代表团不认为美国总统更迭对他们来说是个好兆头。虽然谈判于1993年4月恢复，但克林顿政府对谈判采取了不干涉的态度，在缺少美国强有力领导的情况下，马德里会议发起的框架走进了死胡同。

巴以谈判的突破来自以色列政策的改变。以色列外交部部长西蒙·佩雷斯和他的副手尤西·贝林（Yossi Beilin）确信，与巴勒斯坦人和解符合以色列的国家利益。他们还认识到，只有与巴解组织的直接谈判才能达成和解。然而，自1986年以来，法律禁止以色列人会见巴解组织成员。到1992年，违反禁令的以色列记者和政客的人数越来越多，使得该项法律失去了意义。然而，以色列政府不能故意违反以色列的法律。拉宾对与巴解组织打交道并不抱太大热情，但他同意于1992年12月撤销禁止以色列公民与巴解组织接触的法律。

尤西·贝林给两名以色列学者耶伊尔·希尔施费尔德和罗恩·蓬达克在挪威奥斯陆与巴解组织财务主管艾哈迈德·库赖秘密会面开了绿灯。这是在挪威外交部的主持下紧张和富有成果的谈判的开始，一共进行了14次会谈。

作为调解方，挪威人不偏不倚，他们提供了中立和自由决断的土壤，把对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的干涉降到最小，以让双方解决分歧。挪威派出泰耶·勒厄德·拉森协助谈判，他在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开始第一轮秘密外交谈判时，解释了挪威的角色。拉森强调：“如果你们想和平共处，就必须解决你们自己的问题。这是你们的问题。我们在这里为你们提供可能需要的帮助，如场地和事务性工作等。我们可以从旁协助……但仅限于此。我会在外面等待，不会干涉。只有当你们打起来了，我才会进来干涉。”拉森的幽默打破了两国代表团之间的僵局。巴解组织官员艾哈迈德·库赖回忆说：“正如所预期的那样，他这话让我们大家都笑了起来。”41

以化名艾布·阿拉而更为人所知的库赖在同耶伊尔·希尔施费尔德教授初次见面之前，从未见过以色列人，他把多年来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之间相互敌对积累起来的所有恐惧与不信任摆在了谈判桌上。然而，在与世隔绝的挪威冬季，这5名男子——3名巴勒斯坦人和2名以色列人开始打破藩篱。“屋子里的气氛变得更轻松了，尽管我们这边仍然对以色列人有些不信任，但我们还是开始对他们有些好感了。”在第一次会议上，代表们确定了今后几轮会谈将要遵循的模式，不再围绕过去相互指责。艾布·阿拉回忆说：“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在现在和未来，试图衡量我们在多大程度上有共同点，找出在哪些方面我们可能达成一致，并评估我们在各种问题上有多大的分歧。”42

在短短8个月内，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在完全保密的情况下闭门讨论了他们的分歧，并争取到他们政府的支持来建立一个解决这些分歧的框架。他们经历过谈判破裂，挪威人有时不得不发挥更积极主动的作用，外交大臣约翰·约根·霍尔斯特（Johan Joergen Holst）甚至在突尼斯和特拉维夫之间进行了一些谨慎的电话外交，以帮助打破僵局。1993年8月，双方达成了一项他们愿意公开的协议。

当以色列和巴解组织宣布就巴勒斯坦在加沙和杰里科的临时自治达成协议时，全世界震惊了，当然他们也面临着可以预见的批评。看到在阿以和平进程中挪威人的成功和美国人的失败，克林顿政府颇为不悦。在以色列，反对党利库德集团指责拉宾政府的背叛行为，并承诺在重新掌权后废除该协议。阿拉伯世界批评巴解组织打破阿拉伯阵营，与以色列达成秘密协议，而巴勒斯坦的异见团体则谴责其领导人承认以色列。

奥斯陆谈判对亚西尔·阿拉法特来说是一场孤注一掷的赌博，但这位巴解组织主席已经别无选择。1993年，该组织面临着迫在眉睫的财政和制度崩溃。海湾石油国家断绝了对巴解组织的一切财政支持，以报复阿拉法特在海湾危机中对萨达姆·侯赛因的支持。到1991年12月，巴解组织的预算减少了一半。数千名战斗人员和雇员被裁减或连续数月没有薪水；到1993年3月，多达三分之一的巴解组织人员根本没有收入。财政危机引发一系列腐败和管理不善的指控，使巴解组织内部产生分裂。43作为一个流亡政府，巴解组织很难在这种压力下坚持很久。与以色列达成和平协议有可能为巴解组织开辟新的财政来源，并将为该组织在巴勒斯坦获得一个立足点，在此基础上可以向实现困难重重的两国方案迈进。

《奥斯陆协议》仅为巴勒斯坦人提供了一个小小的立足点。该协议规定建立一个临时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管辖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以杰里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