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冷战之后

在经历了近半个世纪的超级大国对抗之后，冷战于1989年突然结束。20世纪80年代中期，苏联总统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的开放政策和改革重建政策，使苏联的政治文化发生了永久性的变化。1989年11月柏林墙正式被推倒时，分隔东欧和西欧的铁幕已经支离破碎。从1989年6月波兰共产党在大选中落败开始，苏联集团的政府一个接一个地垮台：从匈牙利到捷克斯洛伐克，再到保加利亚。民主德国领导人埃里希·昂纳克在那年秋天递交了辞呈，而铁腕统治罗马尼亚长达22年的尼古拉·齐奥塞斯库在1989年圣诞节被革命者草草处决。

国际体系发生了变化，两个超级大国的权力制衡政治让位于美国主导的单极时代。戈尔巴乔夫和美国总统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捕捉到了美苏敌对结束所带来的希望，承诺建立一个“新的世界秩序”。对于作为冷战中心之一的阿拉伯世界来说，美国主导的新时代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阿拉伯领导人再次被迫接受国际舞台上的新规则。

以推翻长期把持统治权的政府为目标的民众运动，像一个幽灵，让保守的阿拉伯君主制国家感到不安，但这些国家并不哀悼这些共产主义政权的崩溃。摩洛哥、约旦、沙特阿拉伯和其他海湾国家都信任西方，对他们来说，西方从冷战中获胜是一大幸事。

而像叙利亚、伊拉克、利比亚和阿尔及利亚这样的左倾阿拉伯共和国，与东欧的共产主义政权有更多的共同点：一党制国家、长期执政的统治者、庞大的军队和中央计划经济。齐奥塞斯库尸体的视频图像在世界各地传播，让一些阿拉伯政府极为不安。有什么能防止类似罗马尼亚的事件在巴格达或大马士革发生呢？

显然，再也不能指望苏联为其阿拉伯盟友挺身而出了。在过去的40年里，阿拉伯各共和国向苏联寻求军事装备、发展援助和外交支持，以抗衡西方的强力控制，那样的日子结束了。1989年秋季，叙利亚总统哈菲兹·阿萨德敦促戈尔巴乔夫提供更先进的武器，以帮助叙利亚实现与以色列间的战略对等。这位苏联总统回绝了他，他说：“任何这样的战略支撑点都不能解决你们的问题——不管怎么说，我们不再参与这场游戏了。”阿萨德回到大马士革，气馁万分。

巴解组织的派系也忧心忡忡。1989年10月，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领导人乔治·哈巴什在访问莫斯科时批评了戈尔巴乔夫的政策，他警告说：“如果你继续这样下去，你会伤害我们所有人的。”资深分析家穆罕默德·海卡尔目睹了阿拉伯领导人的困惑：“每个人都感觉到，国际关系正从一个阶段向另一个阶段转变，但他们仍然坚持遵循熟悉的旧规则，各方都未能正确预测新的情况。”1

冷战时期既有的阿拉伯冲突在美国统治的新单极时代中凸显出来。两伊战争进行了8年（1980—1988），伊拉克经济受到削弱，但仍然拥有足够的军事资源来竞争地区主导权。1990年伊拉克入侵科威特是冷战后世界上的第一次危机。一个阿拉伯国家对另一个阿拉伯国家的入侵使整个阿拉伯世界两极分化，一些国家反对外国干预，而另一些国家则加入了以美国为首的联盟，把科威特从伊拉克的统治中解放出来。科威特危机也割裂了民众与政府，伊拉克总统萨达姆·侯赛因反抗美国，令人难以置信地做出将巴勒斯坦从以色列统治中解放出来的承诺，他因而成为在阿拉伯世界广受欢迎的英雄。

要恢复阿拉伯地区的秩序，仅仅迫使伊拉克撤出科威特是不够的。萨达姆·侯赛因将伊拉克占领科威特，与叙利亚驻军黎巴嫩、以色列长期占领巴勒斯坦领土联系在一起。在解放科威特战争之后，阿拉伯世界不得不应对已进入第15个年头的黎巴嫩内战。美国在马德里召开了自1973年日内瓦和平会议以来的第一次阿以会谈，以解决双方的分歧。对于当时的观察家来说，伊拉克入侵和随后被逐出科威特，究竟预示着以化解冲突为特征的新时代，还是漫长的地区争端史上的新升级，尚不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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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认识到冷战后的世界现实的阿拉伯领导人之一是伊拉克总统萨达姆·侯赛因。早在1990年3月，侯赛因就警告其他阿拉伯领导人：“在今后5年里，真正的超级大国只有一个”，那就是美国。2

从先前冷战时期的大国角力过渡到美国主导这一新现实，伊拉克较之其他阿拉伯共和国，条件更为优越。尽管如1972年伊拉克和苏联的《友好合作条约》所确认的那样，伊苏关系特别密切，但8年的两伊战争（1980—1988）也缓和了美伊关系。美国对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敌意促使里根政府支持伊拉克，以阻止伊朗取得彻底的胜利。即使在战争陷入僵局之后，华盛顿仍继续与巴格达修好。

1989年1月，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就任美国总统后，下定决心进一步改善与伊拉克的关系。同年10月，布什政府发布了一项国家安全指令，阐明了美国对波斯湾的政策，该政策高度重视加强与伊拉克的关系。指令称：“美国和伊拉克之间的正常关系将有利于我们的长期利益，并促进海湾和中东地区的稳定。美国应该向伊拉克提出经济和政治的激励措施，以缓和其行为，并提高我们对伊拉克的影响力。”该指令还鼓励向美国公司开放伊拉克市场：“我们应该寻求机会让美国公司参与伊拉克经济重建并给予支持。”该指令进一步提出通过提供“非致命类型的军事援助”来增强美国对伊拉克国防体系的影响力。3因此，萨达姆·侯赛因认为他在冷战结束后带领他的国家度过了混乱，他这样想确实是可以理解的。

然而，萨达姆·侯赛因的统治仍然面临着艰巨的挑战，肇因是他1978年上台后做的灾难性决策。这位伊拉克总统未遭挑衅便与伊朗开战，这场徒劳无获的战争让伊拉克损失惨重，也严重动摇了伊拉克民众对他的支持。8年的冲突，50万伊拉克人丧生，这激起伊拉克国内民众起来反对侯赛因的统治。战争延亘，对萨达姆·侯赛因的反对趋向暴力化。1982年，侯赛因在巴格达北部杜贾伊勒村的一次暗杀未遂中幸存下来。这位伊拉克总统以高压暴力回应，命令安全部队杀害近150名村民作为报复。

在伊拉克北部，库尔德各派借两伊战争来谋求自治。作为回应，伊拉克政府发动名为“战利品”（al-Anfal）的灭绝行动。1986—1989年，数千名伊拉克库尔德人被迫背井离乡，2000个村庄被摧毁，并有男子、妇女和儿童共计约10万人在“战利品”行动中被杀。1988年3月，伊拉克政府对哈拉布贾村使用神经毒气，杀害5000名库尔德平民，这是最为臭名昭著的事件之一。4

与库尔德人一样，伊拉克的逊尼派和什叶派社群也面临严酷镇压：任意逮捕、滥施酷刑和即刻处决，这些都是为了压制异见。在萨达姆·侯赛因领导下的伊拉克，只有身份确定的执政党复兴党成员才能获得信任和晋升。伊拉克曾经以其世俗的价值观、高识字率和两性平等著称，但到1989年已退化为一个恐怖共和国。5

在两伊战争结束时，萨达姆·侯赛因面临的最紧迫的挑战是重建伊拉克支离破碎的经济，这不仅仅是为了应对不安分的民众。伊拉克的财富来自其巨大的石油资源。8年来，对管道和港口设施的袭击，以及将两伊冲突带至海湾地区国际航道的残酷的油轮战争，切断了伊拉克的石油命脉。由于失去了石油收入，伊拉克被迫向其海湾阿拉伯邻国借款数十亿美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