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伊斯兰的力量

主义优越，绝大多数黎巴嫩人民，甚至是数量庞大的基督徒社群，都会愿意选择更为公正的真主之法。真主党领导层认为，没有什么比战胜以色列和美国更能证明伊斯兰统治的优越性了。年轻的什叶派男子愿意像他们的榜样伊玛目侯赛因那样，牺牲自己的生命来实现这一目标。

1982年11月，真主党的前身伊斯兰抵抗组织在黎巴嫩组织了什叶派第一次自杀式爆炸。一名叫艾哈迈德·卡西尔（Ahmad Qasir）的年轻人发动了第一次“殉难行动”，他驾驶一辆满载炸药的汽车撞向黎巴嫩南部城市提尔的以军总部，造成75名以色列人死亡，多人受伤。记者罗伯特·菲斯克前往提尔调查爆炸事件。他对从这栋八层大楼的废墟中拖拽出的以色列伤亡者的人数感到震惊，但他最难以接受的是炸弹袭击的方式：“自杀式炸弹袭击者？这个想法似乎难以想象。”30以军总部爆炸后发生的一系列袭击证实，自杀式爆炸是美国和以色列的敌人的武器库中一种危险的新武器：1983年4月美国大使馆爆炸，1983年10月对美国和法国兵营的袭击，以及1983年11月对提尔以军总部的第二次袭击，这次又有60名以色列人遇难。

以色列情报部门很快就认识到伊斯兰抵抗组织的威胁，并立即反击，对什叶派宗教人士展开定点暗杀。但暗杀非但没有压制什叶派的抵抗，反而使暴力升级。一位分析人士指出：“到1984年，［什叶派］袭击的频次如此之高，以至于每三天就有一名以色列士兵在黎巴嫩遇害。”31在那一年，什叶派民兵也采取了多种策略，开始绑架西方人，企图把外国人赶出黎巴嫩。到1985年真主党出现时，他们的敌人已经在撤退了。

什叶派起义对以色列的第一次胜利是破坏“5·17协议”。被围困的艾敏·杰马耶勒政府没能执行该协议的任何条款，签署后一年，黎巴嫩部长会议废除了这份同以色列的协议。伊斯兰抵抗组织的下一个胜利是将美国和欧洲军队赶出黎巴嫩。随着美军在黎巴嫩伤亡人数的增加，里根总统面临着越来越大的撤军压力。1984年2月，意大利和美国军队撤离黎巴嫩，最后一批法国士兵也在3月底撤离。以色列人发现他们在黎巴嫩也越来越站不住脚，1985年1月，总理伊扎克·沙米尔的内阁同意从黎巴嫩南部各中心城市撤到他们称为黎巴嫩南部安全区的地方，这是沿以色列和黎巴嫩边界的狭长地带，纵深5—25千米（3—15英里）。

黎巴嫩南部安全区是1982年以色列入侵黎巴嫩最为持久的遗产。建立安全区的目的是形成一个缓冲区，以保护以色列北部免受攻击。但恰恰相反，安全区为真主党和其他黎巴嫩民兵组织提供了一个射击场，用来继续打击以色列占领者。在接下来的15年里，真主党获得了来自黎巴嫩所有教派的支持。即便未必支持他们建立一个伊斯兰国，也至少支持他们的民族抵抗运动，抗击那让人深恶痛绝的占领。

对以色列来说，1982年入侵的最终结果是换来了一个比巴解组织这个敌人更为坚定的对手。与黎巴嫩的巴勒斯坦战士不同，真主党和黎巴嫩南部的什叶派是在为自己的土地而战。

从冷战的角度来看，黎巴嫩冲突是美国在与苏联对抗过程中的一次重大失败。然而，苏联人也没有资格庆祝。他们1979年对阿富汗的入侵引发了一场持续的叛乱，吸引了越来越多虔诚的穆斯林加入阿富汗“圣战者”的行列，通过战斗来驱逐“不信神的共产主义者”。如果说黎巴嫩是什叶派的“圣战”学校，那么阿富汗则是新一代逊尼派穆斯林武装分子的训练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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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24岁的阿尔及利亚人阿卜杜拉·阿纳斯（Abdullah Anas）从他的家乡本巴迪斯村乘公共汽车前往市集城镇西迪贝勒阿巴斯，那里有一个报摊，可让他了解世界大事。32阿纳斯是阿尔及利亚西部伊斯兰运动的创始人之一，他怀着极大的热情，持续关注伊斯兰世界的政治发展。

阿纳斯记得，那天他买了一本科威特杂志，其中有一则宗教学者们联署的法特瓦（伊斯兰学者的法律意见）引起了他的注意。这则法特瓦宣称，支持阿富汗的“圣战”是所有穆斯林的个人责任。阿纳斯去了附近的一家咖啡馆，坐下来细细读了这则法特瓦。那一长串联署名单让他印象深刻，他们都是著名的宗教人士，包括海湾阿拉伯国家和埃及的主要穆夫提们。有一个名字特别突出：谢赫阿卜杜拉·阿扎姆（Shaykh Abdullah ʻAzzam），他的作品和布道录音带在伊斯兰主义者的圈子内流传甚广。

1941年，阿卜杜拉·阿扎姆出生于巴勒斯坦杰宁附近农村一个保守的宗教家庭。20世纪50年代中期，尚值青春期的阿扎姆就加入了穆兄会。33完成高中学业后，他赴大马士革大学学习伊斯兰法。1967年6月战争后的一年半内，阿扎姆在约旦河西岸反抗以色列的占领，他称之为“巴勒斯坦圣战”。随后他前往开罗，在爱资哈尔大学获得了硕士和博士学位。在埃及期间，他结识了穆罕默德·库特卜（Muhammad Qutb）和艾米娜·库特卜（Amina Qutb），他们是1966年被纳赛尔政府处决的赛义德·库特卜的弟弟和妹妹。阿扎姆深受库特卜著作的影响。

阿扎姆凭借自己的学术资历，加入了位于安曼的约旦大学的伊斯兰研究系，在那里执教7年，直到他的煽动性出版物和布道让他与约旦当局发生冲突。1980年，他离开约旦前往沙特，在吉达的阿卜杜·阿齐兹国王大学任教。

就在阿扎姆迁去吉达之前，苏联入侵了阿富汗。阿富汗的共产主义政府及其苏联盟友表现出对伊斯兰的敌意，阿富汗人正“在真主的道路上”战斗。阿扎姆全力支持后者的事业，相信在阿富汗的胜利将重振伊斯兰的“圣战”精神。

正如他后来的著作所显示的那样，阿扎姆认为，在阿富汗取得胜利能发动穆斯林在其他冲突地区采取行动。他是巴勒斯坦人，他认为阿富汗是未来抗击以色列的训练场。他写道：

别以为我们忘记了巴勒斯坦，解放巴勒斯坦是我们的宗教信仰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存在于我们的血液里。我们永远不会忘记巴勒斯坦。但我确信，在阿富汗的工作，无论会带来多大的牺牲，都将重振“圣战”精神和对真主的忠诚。边界、制约与牢狱让我们无法在巴勒斯坦发动“圣战”，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放弃了“圣战”，也不意味着我们忘记了祖国。无论我们处于何处，我们都必须竭尽所能，准备“圣战”。34

阿扎姆关于“圣战”和牺牲的理念通过他的著作与他激情四溢的布道录音广泛传播。他唤起了世界各地穆斯林男子的“圣战”精神，甚至传到了如阿尔及利亚市集城镇西迪贝勒阿巴斯那样的偏远角落。

越读阿扎姆签署的法特瓦文本并权衡其论点，阿纳斯就越相信，阿富汗人反对苏联占领的斗争是所有穆斯林的责任。法特瓦中强调：“若一处穆斯林领土遇袭，‘圣战’乃居于其间与相邻地区者之个人责任。若其人数不众或缄默不为，则该责任由临近地区之人担负，如此延扩，至世界各处。”35鉴于阿富汗局势的严重性，阿纳斯认为，“圣战”的责任已经落到了身处阿尔及利亚农村的他本人身上。这种想法非同寻常，因为正如阿纳斯承认的那样，他当时对阿富汗一无所知，甚至无法在地图上找到它。

阿纳斯很快就会了解到，阿富汗是一个有着丰富的文化多样性和悲惨的现代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