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伊斯兰的力量

。伊斯兰主义者需要更高程度的训练、规划和纪律来推翻如此强大的对手。

叙利亚和埃及的伊斯兰主义者的经验表明，阿拉伯国家太强大了，不可能通过暗杀或颠覆来推翻。那些希望推翻世俗主义并建立伊斯兰国的伊斯兰主义者将不得不另辟蹊径。黎巴嫩内战为伊斯兰主义者提供了良机来推动其理想的伊斯兰社会愿景的实现。1979年被苏联入侵的阿富汗提供了另一个选择。在这两处，伊斯兰主义者都将他们的斗争推向了国际舞台，将他们的打击范围扩大到了以色列、美国和苏联等地区和全球超级大国。一开始是个别国家的国内安全斗争，现在却变成了一个全球安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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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10月23日星期日上午，几乎同时发生的两次爆炸震动了贝鲁特大地。几秒钟内，300多人丧生，其中包括241名美国军人、58名法国伞兵、6名黎巴嫩平民和2名自杀式炸弹袭击者。美国海军陆战队遭遇了自硫磺岛以来的最高单日死亡人数，法国遭遇了自阿尔及利亚战争以来的最高单日死亡人数，而自杀式炸弹袭击者则改变了黎巴嫩冲突的形态。

袭击者驾驶卡车，载着数吨烈性炸药接近目标。卡车在上午6点20分通过服务人员入口驶近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兵营——一栋坐落在贝鲁特国际机场区的混凝土建筑。他加快速度，冲破铁门而入。震惊的哨兵连上膛去阻止他的时间都没有。一名幸存者看着卡车飞驰而过，爆炸发生后，他只记得：“那人开车经过时面带微笑。”15司机显然很高兴，因为他已经进入了美国的兵营，毫无疑问，他相信暴力死亡将为他打开天堂之门。

剧烈的爆炸将这座建筑物从地基处切断，兵营像纸牌屋一样倒塌了。海军陆战队的地下弹药库受热爆炸，这二次爆炸再次震荡了已成废墟的大楼。

向北3英里，另一名自杀式炸弹袭击者驾驶卡车进入了法国伞兵司令部所在高层大楼的地下停车场。他引爆了炸弹，夷平了整座大楼，造成了58名法国士兵死亡。爆炸发生几分钟后到达法国司令部废墟的记者罗伯特·菲斯克（Robert Fisk）无法理解这次破坏竟然如此剧烈。“我赶到一个冒烟的爆炸坑旁，它有20英尺深、40英尺宽，边上堆放着一个大得骇人的三明治一样的物体，那是一座九层大楼……炸弹把这座九层大楼掀起并移动了20英尺。整座大楼都飞起来了。爆炸坑就是大楼原来所在的位置。这是怎么做到的？”16

1983年10月23日袭击造成的破坏，对饱受战争摧残的贝鲁特来说，依然令人震惊。这些行动还反映出（袭击活动的）事先规划与执行纪律已经到了一个前所未有且令人深感不安的程度。今天，我们会说这两场袭击具有基地组织的行动特征，但距离后者发动第一次袭击还有10年。

没有人确切知道谁该为袭击贝鲁特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和法国伞兵负责。首要嫌疑对象是一个自称伊斯兰“圣战”的神秘新团体。1982年7月，伊斯兰“圣战”组织成员绑架了贝鲁特美国大学的执行校长、美国学者大卫·道奇（David Dodge），这是该组织的早期行动之一。他们还声称对1983年4月贝鲁特市中心美国大使馆的汽车炸弹袭击负责；爆炸震塌了使馆的一侧，造成63人死亡，百余人受伤。

激进的新力量活跃在黎巴嫩内战中。在拨给一家外国通讯社的匿名电话中，伊斯兰“圣战”组织声称该组织7月对美国大使馆的炸弹袭击，“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在全世界范围内打击帝国主义的行动的组成部分”。看上去，伊朗在黎巴嫩有很危险的朋友。伊斯兰“圣战”组织的发言人继续说：“我们将继续打击黎巴嫩境内的帝国主义势力，包括多国部队。”10月爆炸发生后，伊斯兰“圣战”组织再次宣称负责。他们坚称：“我们是真主的战士，我们热衷于献身。我们不是伊朗人，不是叙利亚人，也不是巴勒斯坦人，我们是遵循《古兰经》原则的黎巴嫩穆斯林。”17


从1977年叙利亚干预到1983年自杀式爆炸事件的6年间，黎巴嫩的冲突变得更加复杂。这场冲突在1975年爆发时是黎巴嫩各派别的内战，巴勒斯坦人牵扯其中，但到了1983年已经演变成地区冲突，吸引了叙利亚、以色列、伊朗、欧洲和美国直接参与，以及伊拉克、利比亚、沙特阿拉伯和苏联等更多国家间接参与，它们给不同的民兵组织提供资金和武器支持。

战争还导致黎巴嫩各派别之间的权力平衡发生重大变化。1976年，叙利亚军队作为阿盟维和部队的一部分进入黎巴嫩。他们先支持马龙派基督徒，以防止由卡迈勒·琼布拉特领导的左翼穆斯林派系获胜。叙利亚小心维持其在黎巴嫩的主导地位，迅速采取行动阻止任何派别在该国内战中取得明显胜利。这使得叙利亚相对频繁地转换结盟对象。击败左翼穆斯林民兵之后，叙利亚立马反对马龙派，转而支持新兴力量黎巴嫩什叶派穆斯林。

什叶派长期以来被政治精英边缘化，直到黎巴嫩内战爆发后才成为黎巴嫩一个独特的政治社群。到20世纪70年代，什叶派在数量上成为黎巴嫩最大的社群，尽管他们仍然是该国教派中最贫穷、最缺乏政治权利的群体。传统上，黎巴嫩什叶派社群的中心位于该国最贫穷的地区——南部地区和北部的贝卡谷地。什叶派纷纷逃离相对贫困的农村，迁至贝鲁特南部的贫民窟以寻找工作。

20世纪六七十年代，许多黎巴嫩什叶派教徒被吸引加入承诺推动社会改革的世俗政党，如复兴党、黎巴嫩共产党和叙利亚社会民族主义党等。直到20世纪70年代，才由一个具有黎巴嫩血统、个人魅力非凡的伊朗宗教学者穆萨·萨德尔（Musa al-Sadr）建立了一个独特的什叶派政党——“被剥夺者运动”（Harakat al-Mahrumin），并开始与左派政党竞争，获得黎巴嫩什叶派的支持。1975年内战爆发后，“被剥夺者运动”建立了自己的民兵组织“阿迈勒”。

黎巴嫩内战初期，阿迈勒站在以卡迈勒·琼布拉特为首、由左翼穆斯林政党构成的“民族运动”（National Movement）一边。但穆萨·萨德尔很快失去了对琼布拉特领导斗争的幻想，他指责这名德鲁兹领导人把什叶派当炮灰。用萨德尔自己的话说，就是“与基督徒战斗到最后一名什叶派牺牲”。18阿迈勒和巴勒斯坦运动之间也关系紧张，1969年以来，后者一直把黎巴嫩南部作为抗击以色列的基地。巴勒斯坦人从黎巴嫩南部发动的行动招致以色列的报复性打击，什叶派社群深受其害。不仅如此，巴勒斯坦人对黎巴嫩南部的控制也让什叶派怨恨不已。

到1976年，阿迈勒已经与琼布拉特的联盟和巴勒斯坦运动分道扬镳，转而同叙利亚合作。阿迈勒的追随者认为叙利亚是对抗巴勒斯坦在黎巴嫩南部势力的唯一力量。这开启了叙利亚和黎巴嫩什叶派之间的持久联盟，一直延续至今。

1979年伊朗革命和伊斯兰共和国的建立改变了黎巴嫩的什叶派政治。数个世纪的宗教和文化纽带将黎巴嫩什叶派与伊朗维系在一起。穆萨·萨德尔本人是具有黎巴嫩血统的伊朗人，他推动的政治激进主义非常符合伊朗伊斯兰革命者的思想。

可惜萨德尔没能活着见证伊朗革命。1978年，他在去往利比亚的一次旅行中失踪，普遍认为他在那里被谋杀。黎巴嫩南部的什叶派还在努力接受他们的领袖失踪这一事实之际，伊朗革命在1979年爆发了，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