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石油时代

指出，阿拉伯人拥有全球已探明石油储量的58.5%以上，工业化世界在能源供应方面对阿拉伯国家的依赖不断加深。在美、英、德、意、荷支持对手以色列的情况下，阿拉伯人为何还要继续向西方供油呢？图雷基在结论中写道：“阿拉伯人民呼吁动用石油武器，每一个阿拉伯政府都有责任满足人民的意愿。”11

运用石油武器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图雷基比绝大多数人都清楚在1967年6月战争中石油武器的效果是多么地微弱。6月6日即战争爆发当天，阿拉伯石油部长/大臣举行会议，一致同意禁止向支持以色列的美、英及联邦德国三国供油。在48小时之内，沙特和利比亚完全中止了石油生产。阿拉伯石油产量锐减60%，从而向西方市场施加了巨大的压力。

然而，工业化世界经受住了对石油武器的第一次使用。一旦进入国际市场后，追踪石油的目的地几乎是不可能的，这也就使得被禁运的国家能够通过从不受禁运影响的中间商购油，绕开对直接购买的禁令。美国和其他非阿拉伯产油国扩大了产油量来弥补短缺，日本人则动用了新的“超级油轮”舰队来向全球市场运送石油。1个月之内，各工业国完全恢复了石油供应，也表明阿拉伯产油国这一姿态无效，而同时，禁运措施却使这些国家失去了关键的收入来源。至1967年8月底，战败的阿拉伯国家——埃及、叙利亚和约旦呼吁其产油兄弟国恢复生产，以便帮助他们担负战后重建的重担。

石油武器不仅在1967年战争中被证明是无效的，而且在战争结束后还长期损害了阿拉伯经济。阿拉伯石油重返国际市场使得市场供过于求，导致油价下跌，这样石油武器取得了适得其反的效果，对阿拉伯国家的伤害远甚于对以色列及其西方支持者。然而在1967年战败后，阿拉伯军队的士气是如此低迷，以至于很多政策制定者仍相信阿拉伯世界更有可能通过经济手段，而非军事手段，来实现其反抗以色列的目标。


1967年战争的创伤带来的痼疾，对埃及的影响比对任何其他阿拉伯国家都要严重。埃及军队的惨败以及整个西奈半岛的丢失，又与战争对经济的影响混合在一起。埃及面临一张庞大的战后重建账单，这一点又因苏伊士运河的关闭、旅游业的崩溃而雪上加霜，而后两者是埃及最重要的两大外汇来源。

1967年战争后，和平解决阿以冲突的前景比以色列建国以来的任何时刻都要渺茫。国际社会在埃、以两国间协调一个解决方案的努力，因双方敌对的立场而搁浅。以色列方面希望保留全部西奈半岛，将之作为迫使埃及签订一项完全的和平协议的谈判筹码。埃及政府则将收回西奈半岛作为任何和谈的先决条件。

对埃及而言，以色列在西奈半岛停留的时间越久，国际社会承认以色列对埃及领土占领的可能性就越大。纳赛尔总统决心要防止以色列人将苏伊士运河转变为埃、以两国间的实际边境线，因此在1969年3月至1970年8月之间对以色列展开了一场未正式公布的消耗战。埃及人通过突击行动、密集炮火打击、空袭等方式，试图摧毁以色列人在苏伊士运河沿岸的阵地。作为回应，以色列人在运河沿岸修建了一系列防御工事，即巴列夫防线——以时任以军总参谋长哈伊姆·巴列夫（Chaim Bar-Lev）将军的名字命名，并发起了一系列深入埃及国土的空袭。

在消耗战几个月的时间里，以色列人继续证明着他们对埃及人的军事优势。埃及人缺乏有效的防空系统，使得以色列人得以自由地攻击开罗市郊以及尼罗河三角洲的城市。阿卜杜·加尼·盖迈西（Abd al-Ghani El-Gamasy）将军分析道：“（敌人的）目标是迫使埃及人民承受沉重的心理压力，从表面上凸显政治领导层的弱势，最终迫使后者停止消耗战。这些空袭隐藏的信息是，既然埃及军队始终无法认识到战斗是徒劳无益的，就用空袭向埃及人民直接揭示这一点。”12

尽管以色列空袭并未推动埃及民众反对其政府，但消耗战对埃及的伤害要远大于以色列。纳赛尔逐渐对美国的调解表现出开放立场。1970年8月，作为由美国国务卿威廉·罗杰斯（William Rogers）推动但最终夭折的和平计划的一部分，纳赛尔同意与以色列人实现停火。但纳赛尔在次月就与世长辞，这也使得埃、以在解决分歧方面依旧前路漫漫。


纳赛尔的继任者是他的副总统安瓦尔·萨达特。尽管同样身为自由军官运动的创始人之一，参与了1952年革命，而且是革命指导委员会最初的成员之一，但萨达特在埃及国内外始终默默无闻。他不具备纳赛尔的个人魅力或公众吸引力，因此为了保住权力就必须证明自己。

上任伊始，萨达特所面临的国际环境并不乐观。尼克松政府正在谋求与埃及的盟友苏联缓和关系。而随着超级大国间紧张关系的趋缓，诸如阿以冲突之类的地区争端在莫斯科和华盛顿议程上的紧迫性便有所下降。为此，在冲突双方为解决分歧而展现出更务实的态度之前，苏联人和美国人情愿维持现状，即阿以之间“不战不和”的政策。萨达特深知维持现状对以色列人有利。每过一年，国际社会就更加接受以色列对1967年占领的阿拉伯领土的控制。

为打破这一僵局，萨达特必须采取主动。他需要迫使美国人重新介入阿以冲突，敦促苏联人向埃及军队提供高科技武器，同时向以色列人发出收复西奈的真实威胁。为了实现上述目标，他不得不走向战争，但仅仅是一场为实现特定政治目标而发起的有限战争。

作为走向战争的第一步，1972年7月，萨达特将埃及国内全部2.1万名苏联军事顾问驱逐出境。这是一个违背常理的举动，但目的是迫使美、苏两国重新介入阿以冲突。美国人开始质疑埃及与苏联之间的关系，考虑将最强大的阿拉伯国家策反至亲西方阵营的可能性。正是这一威胁刺激了苏联人，改变他们对庇护国埃及的懈怠。萨达特之前曾催促苏联领导人重新武装在“六日战争”和消耗战的几年内遭受重创的埃及军队，莫斯科却一直推诿搪塞，推迟交付武器的时间，同时拒绝提供尖端苏联武器，那是对抗美国提供给以色列的高科技武器所必需的。尽管驱逐了苏联军事顾问，萨达特却有意避免切断与苏联的关系。相反，他保留了埃及与苏联的友好协议，延续了苏联部队在埃及基地的特权，从而展现了其盟友立场。事实证明，萨达特的策略极为成功。苏联在1972年12月至1973年6月期间向埃及出口的先进武器，比之前两年的总量还要多。

萨达特的下一个目标是敦促军队备战。1972年10月24日，他召集埃及武装部队的将领们在他家中开会，向他们通报了他准备向以色列发动战争的决定。他警告这些埃军最高将领说：“这件事没有商量的余地。”

将军们惊骇万分，因为他们相信，以色列对战争的准备情况比阿拉伯国家要好得多，且埃及完全依赖苏联来获得先进武器，而在向阿以冲突中的盟友提供武器方面，苏联完全落后于美国。对这些将军而言，现在完全不是谈论战争的时候。盖迈西将军也参与了这次会议，根据他的描述，随着萨达特对将军们的抗辩越来越恼怒，会议的气氛也变得“超乎寻常地激烈和不安”。“显然，会议最后，萨达特总统对于发生的一切——递交的报告、表达的观点或预测的结果都深感不快。”13但他也没有改变自己的想法。这次会议后，萨达特重组了其军队领导层，解除了持怀疑态度者的领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