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兴起

名字。海卡尔回忆道：“总统先生是如此担心［马哈穆德·优努斯］会听漏了，以至于他不断地重复费迪南的名字。德·莱塞普这般，德·莱塞普又那般，直到他重复了大概有10遍之久。人们也开始感到奇怪总统为何对德·莱塞普这么小题大做，因为埃及人对后者并没有什么好感。”

其实纳赛尔并没有必要担忧，因为专注的优努斯上校在听到这个名字被提起的第一时间，就关闭了收音机并开始行动。他之后曾对纳赛尔坦白说：“我很抱歉，我错过了您演讲的剩余部分。”

马哈穆德·优努斯的团队确保了对苏伊士运河公司在开罗、赛德港和苏伊士的分支办公室的控制，他本人则亲自领导了对位于伊斯梅利亚的公司总部的接管。一位陪同优努斯参与行动的同伴后来回忆说：“我们大约在晚上7点时进入伊斯梅利亚的办公区，当时办公区内除了夜班工人外并没有职员。我们叫来了高层职员——当然是外国人，因为公司决策层中并没有埃及人……他们都感到意外。”33一支仅仅由30位军官和民事工程师组成的队伍就完成了对公司全部3个办公区的占领。

当纳赛尔的演讲达到高潮时，苏伊士运河已然牢牢地处于埃及人的控制之下。纳赛尔对狂喜的听众说：“我们不会允许苏伊士运河成为国中之国，今天苏伊士运河已经是一家埃及的公司。”宣布苏伊士运河国有化之后，纳赛尔又承诺说运河3500万英镑的收入自此以后将用于阿斯旺水坝工程的建设。“人们因激动而陷入了疯狂。”海卡尔回忆说。34

苏伊士运河国有化的消息震惊了整个国际社会。本-古里安的第一反应是这一事件为推翻纳赛尔提供了机会。他主动向美国提出倡议，但艾森豪威尔政府却不置可否。本-古里安在其日记中透露道：“西方大国都感到愤怒……但恐怕他们不会做出任何回应。法国不敢单独行事，［英国首相］艾登并不是一个实干家，华盛顿将避免做出任何回应。”35然而，本-古里安低估了英国人和法国人对纳赛尔上述举措的愤怒程度。

法国人首先做出回应。国有化事件后第二天，法国国防部部长莫里斯·布尔热-莫努里（Maurice Bourgès-Maunoury）就致电时任以色列国防部办公厅主任的西蒙·佩雷斯（Shimon Peres），询问以色列需要多长时间能够占领苏伊士运河以东的西奈半岛。佩雷斯做了一个粗略的猜测：两周。随后法国部长单刀直入地问道：以色列是否愿意加入一场针对埃及的三方攻击，其中以色列的工作是夺取西奈，英、法联军将负责占领苏伊士运河区？佩雷斯本人并无权承诺以色列加入某一战争联盟，但他仍给予了法国人一个积极的答复，从而开启了将最终导致第二次阿以战争的三方共谋。

随后，法国人又向安东尼·艾登爵士提出了这一方案。根据该方案，以色列人在西奈向埃及人发动袭击，为一场旨在运河区“恢复秩序”的英、法联合军事干预提供借口。整个疯狂的方案都建立在纳赛尔政府无力挺过这样一场攻击、以色列将确保对埃以边境的控制、英法将通过这样荒谬的途径重新确立对运河的控制等一系列预设之上，因而最集中地揭示了（三方）集体性的判断失误。

为达成这个看起来不太真实的三方联盟，三国在巴黎市郊的色佛尔举行了一次会议，参会代表包括法国外交部部长克里斯蒂安·皮诺（Christian Pineau）、英国外交大臣塞尔文·劳埃德（Selwyn Lloyd）和以色列总理大卫·本-古里安。这是一场令人不安的会谈，以色列人与英国人之间严重缺乏信任也反映出巴勒斯坦委任统治结束后遗留的仇怨。然而，对纳赛尔的共同仇恨以及彻底毁灭他的决心，却将这些合谋者团结在一起。

经过48小时的激烈谈判，三方终于在1956年10月24日达成一项秘密协议。首先，以色列将入侵埃及并挑起阿以冲突，从而使经由苏伊士运河的海路交通面临瘫痪。英、法会坚决要求停火，这一要求显然不会得到回应。这时英法联盟就会出动部队进行军事干预，占领运河区。以色列外交人员对其英、法同事是如此不信任，以至于坚决要求各方签署一项书面协议，唯恐欧洲人在以色列入侵后打退堂鼓。

英国和法国都有足够的理由重新考虑它们与以色列之间的共谋。由于1948年后向以色列提供武器、拒绝阿尔及利亚的独立要求，法国已然招致了广泛敌视。帝国过往的历史继续困扰着英国与阿拉伯民族主义者之间的关系。这些昔日帝国强权与以色列并肩作战的选择，必然会毒害欧洲国家与阿拉伯世界的关系。而且，想让这样一个阴谋长期维持保密状态，几乎是不可能的。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看起来不太可能的计划却变为了现实。10月29日，以色列向埃及发动进攻，在西奈展开战斗并迅速向苏伊士运河进军。次日，英、法两国向埃及人和以色列人发布了事先议定的最后通牒，要求双方停止敌对行为，并将军队撤出距离苏伊士运河两岸10英里的区域。由于对发布声明时间的误判，法国人和英国人暴露了其插手危机的内幕——当英、法要求所有参战人员都撤出运河区之时，以色列距离运河还有数英里之遥。正如纳赛尔的密友穆罕默德·海卡尔推理的那样：“当以色列人只有一个装备有轻型武器的伞兵营进入西奈且距离运河尚有40英里之时，有什么理由要求双方都撤离至距运河10英里以外的区域呢？”英、法能够预测以色列人到达运河区的唯一理由，就是他们也参与了袭击的策划。

随着英国与以色列合谋参与袭击的证据不断浮现——英国侦察机被发现出没在西奈上空，埃及人被迫接受了难以置信的事实。海卡尔回忆说：“纳赛尔就是无法让自己相信，像艾登这么一个自诩对中东十分了解的人，会通过与以色列一起向一个阿拉伯国家宣战，来危及英国在阿拉伯世界所有盟友的安全，以及英国自身在这一地区的地位。”36

眼见着苏伊士运河危机迅速展开，美国同样感到难以置信。当然，美国人并不反对类似的策略：中央情报局本身已经策划了一场推翻叙利亚政府的政变，恰恰在以色列人发动进攻的同一天执行。37叙利亚已接受了苏联的经济援助，而美国希望遏制苏联在中东地区的扩张。在1956年，这样一次行动与美国的世界观完全一致。

艾森豪威尔政府之所以感到苏伊士冲突难以理解，是因为在冷战的高峰期，英、法却还像帝国强权一样行事。对美国人来说，遏制苏联扩张是唯一重要的地缘战略博弈，就像在世界其他关键地区一样，在中东也是如此。他们无法想象自己的北约盟友英国和法国，会为了一条通向他们在南亚和东南亚的业已解体的帝国、曾经具有战略意义的航道而发动战争。艾森豪威尔同样为他的欧洲盟友在未咨询美国的情况下就发动这样一场重大军事行动而感到愤怒。假如受到咨询，美国人当然会反对发动苏伊士战争。英、法两国政府非常清楚美国人会如何回应，因而选择让华盛顿蒙在鼓里。

从美国的角度来看，苏伊士运河危机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灾难。当时，虽然美国在叙利亚的秘密行动中断了，但匈牙利正在发生的事件让这一挫败显得无足轻重。10月23日，即以色列对埃及发动进攻前6天，匈牙利爆发革命。学生举行示威活动反对布达佩斯的斯大林主义政权，并演化为全国性的抗议。几天内，受苏联支持的旧政府倒台，改革派的伊姆雷·纳吉（Imre Nagy）领导下的一个新内阁上台，并迅速宣布匈牙利退出《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