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兴起

国定居者建立了名为“法国存在”（Présence Française）的恐怖组织，旨在暗杀民族主义领袖、恫吓其支持者。法国警察则掀起了恐怖统治，逮捕可疑的民族主义者，对政治犯施以酷刑。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莱拉·艾布·宰德自传体小说的主人公宰哈拉加入了抵抗运动。她的首项任务是帮助丈夫所在的秘密组织的一名成员摆脱法国警察的追捕，由卡萨布兰卡逃亡到丹吉尔的国际区。使这项任务更具讽刺意味的是，这位逃亡者乃是一位法国在越南战争的老兵，曾在奠边府战役中失去了一条腿。宰哈拉成功地将这位抵抗运动的战友安全转移至丹吉尔的国际区。

在首次任务成功后，抵抗运动的领导人为宰哈拉指派了更具有挑战性的任务。她领导了针对卡萨布兰卡市中心一位通敌者店铺的纵火袭击。在警察和警犬的密切追踪下，她试图从拥挤的市场中逃命。宰哈拉逃避到一处庭院中，当时这家的妇女们正在做饭。“我是一名游击战士。”她告诉她们，而这些妇女没有问任何问题就向她提供了保护。此刻置身于摩洛哥妇女的保护之下，宰哈拉开始遥想政治风云是如何改变了她本人的生命以及妇女在她祖国内的地位。“如果我的祖母起死回生，看到我向店铺纵火、传送枪支、护送男人偷渡边境，她一定会气得第二次死去。”宰哈拉回想说。26


1954年是北非法兰西帝国历史的转折点。20世纪40年代末期以来，摩洛哥和突尼斯的反法抗议活动不断高涨，也迫使法国当局重新考虑其对这两个保护国的立场。这两个国家名义上受本地王朝的统治——在摩洛哥是阿拉维王朝的素丹，在突尼斯是侯赛因王朝的贝伊们。法国人相信通过与民族主义者达成和解、在友好政府的统治下承认两国独立，能够更好地维护法国在这两个国家的利益。然而，法国的帝国政策却因两个事件而陷入了混乱——在奠边府战役（1954年3—5月）决定性的失败后失去印度支那，以及1954年11月2日阿尔及利亚独立战争的爆发。这两个事件也敲响了法兰西帝国灭亡的丧钟。

法国人并未将阿尔及利亚视为一块殖民地。与被作为保护国统治的突尼斯和摩洛哥不同，阿尔及利亚领土已然被并入了法国，并和法国本土其他地区一样被划分为省。多达100万的法国公民生活在阿尔及利亚，其利益受到法国议会中民选代表的密切保护。无论是对法国政府还是法国人民而言，阿尔及利亚都是法国的。因此，当阿尔及利亚民族主义者正式宣战时，法国人迅速并毫无保留地做出回应。他们派遣部队来“保卫”阿尔及利亚免遭民族主义的威胁；已然因越南的失败而满怀怨恨，这些部队决心不再做出任何让步。

由于在阿尔及利亚面临着一场恶战，为减少损失，皮埃尔·孟戴斯-弗朗斯（Pierre Mendès-France）政府采取果断行动，以解决与突尼斯和摩洛哥之间的关系问题。法国总理亲自前往突尼斯，要求当政的贝伊穆罕默德·艾敏八世（Muhammad VIII al-Amin, 1943—1956年在位）任命一个新政府来商谈突尼斯独立事宜。为了使自己的权力压倒民族主义者，这位贝伊试图将国内最受欢迎的民族主义政党——哈比卜·布尔吉巴（Habib Bourguiba）领导的新宪政党排除在新政府之外。然而至1955年3月，贝伊迫于民众要求，不得不邀请布尔吉巴参与谈判。

富有个人魅力的布尔吉巴迅速在突尼斯谈判团队中取得领导地位，并于1955年4月确保达成了自治协议。1956年3月20日，双方签署议定书，法国正式承认突尼斯独立。作为确定主权在民的共和制原则的一个步骤，1957年7月布尔吉巴宣布废除突尼斯君主制，后者由于与法国殖民当局的合作已然遭到削弱。突尼斯共和国选举布尔吉巴为其第一任总统，他担任这一职位将达30年之久。

在摩洛哥，法国试图通过允许穆罕默德五世由马达加斯加返回摩洛哥执政来平息摩国内局势。1955年11月16日，素丹降落在摩洛哥之时受到了热烈的欢迎。两天之后，穆罕默德五世借王位节（Fête du Trône）——摩洛哥的国庆节——之机，从位于拉巴特的皇宫向全国人民发表讲话。宰哈拉，莱拉·艾布·宰德自传体小说中的民族主义自由斗士回忆道：“用什么语言来描述那一天呢？整个卡萨布兰卡都沉浸在由舞台、扩音器连接起来的巨大的庆典活动中。歌舞表演与演说混合在一起，过道两旁备好了茶水，茶香随风飘溢。”宰哈拉、她的家人和朋友登上了一辆由卡萨布兰卡开往拉巴特的火车，专门去聆听素丹的讲话。她仍记得当穆罕默德和他的两个儿子出现在阳台上时迎接他们的“难以置信的欢呼声”。“那个11月18日发表的就职演说我不知听了多少次！多么精彩的演说啊！我牢牢记住了演说的内容，时至今日还能背诵出来！”

宰哈拉凭记忆复述着素丹的发言：“在这个欢乐的日子，真主给予我们双重的祝福：在漫长而悲伤的离别后再次回到我们最挚爱的祖国的祝福，以及重新与我们如此想念的人民相聚的祝福。对于人民，我们始终忠诚无二，而人民对我们的忠诚也投桃报李。”素丹所传达的信息非常明确：摩洛哥正是因为国王与人民相互支持才取得独立。对宰哈拉而言，11月18日事件所揭示的最重要事实，莫过于法国通过流放来离间摩洛哥君民关系的企图失败了。“［素丹］对我们心灵产生的影响是何等美妙！流亡生涯给他披上一件神圣的外衣，正是为了素丹，摩洛哥人民才加入抵抗运动，好像他已成为一种理想或一个原则。假使法国人没有流放他，他们在摩洛哥的存在将延续更长的时间。我对此确信不疑。”27

1956年3月2日，摩洛哥脱离法国实现独立。


摩洛哥与突尼斯取得独立之际，阿尔及利亚已然陷入一场全面战争。事态起初只不过是一个武器装备不足、组织薄弱的小团体（据1954年11月1日的估计，有900—3000名战士）发起的反叛，但后来却发展为一场声势浩大的民众起义。其间，手无寸铁的平民，既包括定居者，也包括本土阿尔及利亚人，常常成为滥杀滥伤的致命暴力的目标。

1955年8月，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以其法语首字母缩写FLN（以下简称“民阵”）而闻名——袭击了定居者村庄菲利普维尔，杀害了123名男人、妇女和儿童。作为报复，法国人采取了超乎寻常的残忍手段，杀害了数千名阿尔及利亚人（法国官方数据承认1273人死亡，民阵则宣称多达1.2万名阿尔及利亚人被杀）。28

菲利普维尔大屠杀坚定了民阵的决心。法国针对阿尔及利亚公民的不对等的报复措施使得大量愤怒的志愿者加入民阵，反而强化了这一组织的力量。面对着一支拥有一个工业化国家全部资源支持的法国占领军，这次屠杀也鲜明地暴露了民阵的战略弱点。

民阵在开罗的办公室是该运动开展国际行动的重要基地，纳赛尔时期的埃及政府对阿尔及利亚独立事业公开给予全力支持。正是出于孤立阿尔及利亚民族主义者、迫使埃及放弃支持民阵的考虑，法国才处处设置障碍，拒绝无条件地向纳赛尔治下的埃及出售任何武器装备。一如既往，纳赛尔并不愿接受这些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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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1955年，纳赛尔已经结交了一些有重要影响力的朋友。他得到不结盟运动多位领袖的尊重，包括南斯拉夫总统约瑟普·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