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兴起

、巴基斯坦、伊朗也相继加入。纳赛尔极力反对《巴格达条约》，将之视为英国的阴谋，旨在延续其在中东地区的影响、支持其在伊拉克的盟友哈希姆人来打压埃及自由军官。纳赛尔毫不含糊地谴责《巴格达条约》，成功地阻止了任何其他阿拉伯国家在英、美的唆使下加入该条约。

英国首相安东尼·艾登开始将纳赛尔视为英国中东政策每一次挫败的背后推手，下定决心要反对这位埃及领导人。在纳赛尔与艾登两人间敌意不断攀升的背景下，英国向埃及军方提供先进武器已成为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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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纳赛尔试探法国人能否为埃及提供武器。但由于纳赛尔支持北非民族主义运动，法国人同样对他深怀疑惧。突尼斯、摩洛哥、阿尔及利亚的民族主义者正在动员民众，以确保其国家脱离法国获得完全独立，在这一过程中他们将埃及视为典范和盟友。纳赛尔则同情北非的民族主义者，将后者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视为阿拉伯世界反抗外国统治的更广阔斗争的一部分。尽管在资金和军事资源方面能提供的支持很有限，但纳赛尔非常愿意为被流放的民族主义者提供庇护，使他们得以自由地在埃及境内为独立斗争开展动员。

只要纳赛尔为北非的民族主义者提供一个自由天堂，法国人就拒绝给他提供军事支持。当面临在阿拉伯人和法国人之间做出选择时，纳赛尔选择了前者。法国正在与阿拉伯民族主义进行一场注定失败的战斗，这一事实也使他们更加嫉恨纳赛尔所选择的立场。


二战伊始被纳粹德国击败后，法国在北非地区的权威遭遇致命打击。亲德的维希政权派遣的士气低落的殖民官员，很难代表这个曾经伟大的帝国。对法国孱弱现状的认识也鼓舞了突尼斯、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等国的民族主义运动。

1942年11月，美国部队轻松击败了驻扎在摩洛哥的维希军队。两个月后，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在卡萨布兰卡会见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共同酝酿发动北非战役。两人邀请摩洛哥素丹穆罕默德五世共进晚餐，其间罗斯福公开批评法国帝国主义。素丹之子哈桑，即后来继任摩洛哥王位的哈桑二世国王，也出席了晚宴。根据哈桑二世的转述，罗斯福在晚宴期间曾表示“殖民主义体系已经过时了，注定要灭亡”。作为一个庞大帝国的首相，丘吉尔表示不敢苟同，但罗斯福却越说越来劲。根据哈桑二世的回忆，罗斯福“希望二战不久就能结束，并预见在战后，根据《大西洋宪章》的原则，摩洛哥将自由地获得独立”。罗斯福许诺，在获得独立后，美国将向摩洛哥提供经济援助。24

罗斯福这番话的影响远远超出了晚宴的餐桌。在他这次出访后两周，一群民族主义者就起草了一份宣言，并致信美国总统，要求他支持摩洛哥独立。素丹甚至提出向德国、意大利宣战，站在协约国一方加入二战。然而，英国人和美国人都承诺支持戴高乐将军的自由法国军队，而非满足摩洛哥的独立要求。1943年6月，美国将摩洛哥移交给自由法国。摩洛哥人将不得不在缺少外部支持的情况下争取自身的独立，他们也确实做到了。


摩洛哥独立运动的力量源自素丹与民族主义者之间的合作关系。1944年1月，一个自称为独立党的新的民族主义运动发表了一份宣言，要求摩洛哥独立。独立党是公开的保皇派，其宣言提议由素丹代表摩洛哥国家与法国人进行谈判，一个前提条件是，素丹（在获得独立后）建立一个民主政府。

穆罕默德五世全力支持独立党，这也推动他与法国殖民当局走向了对抗。20世纪40年代末期，随着民族主义运动由政治精英的狭窄圈子传播至工会和城市大众，素丹越来越被殖民当局视为那条威胁着法国在北非殖民帝国的民族主义毒蛇的蛇头。

更广阔的阿拉伯世界则给予摩洛哥民族主义者道义上的支持。1947年，流亡海外的摩洛哥激进分子在开罗建立阿拉伯马格里布办公室，因而可以在不受法国干预的情况下策划政治行动，从事政治宣传。马格里布办公室从一艘法国船上解救了20世纪20年代里夫战争中的反西、反法领袖穆罕默德·阿卜杜·卡里姆·赫塔比，即著名的阿卜杜·克里姆，当时他正被从其流放地留尼汪岛押送回巴黎。这件事让该组织登上了头条。阿卜杜·克里姆在开罗受到了英雄般的迎接，并被提名为北非解放委员会主席。

法国人越来越担心阿拉伯民族主义潮流可能横扫其北非属地。穆罕默德五世开始极力强调摩洛哥与阿拉伯世界间的联系。1947年4月，他在丹吉尔港发表演说，谈及摩洛哥的阿拉伯纽带，对法国却未置一词。1951年，一位强硬派的法国公使向穆罕默德五世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后者在取缔独立党和逊位之间做出选择。尽管素丹向法国方面的压力做出了让步，但他仍然保有民族主义者和摩洛哥民众的全力支持，后者则开始动员开展民众示威活动。随着工会鼓动罢工、民族主义示威活动演变为骚乱，摩洛哥国内公共秩序开始陷入瘫痪。

同一时期，民族主义示威活动在突尼斯同样风起云涌。1952年12月，法国人暗杀了一位名叫法尔哈特·哈沙德的突尼斯劳工领袖，这一事件在突尼斯、摩洛哥两国激起大规模民众示威活动。法国当局对摩洛哥主要城市中爆发的骚乱采取了过激的暴力镇压方式，反而在无意中推动了民族主义运动。摩洛哥作家莱拉·艾布·宰德（Leila Abouzeid）在她的自传体小说《象年》（The Year of Elephant）中描绘了暴力镇压引发的强烈震动。对小说的叙述者宰哈拉而言，1952年12月的暴力事件，标志着她最终决定加入民族主义地下运动。

早在真正加入抵抗运动之前多年，我就已经有了明确的立场。我还非常清楚地记得那一天和当时的场景。那黑暗的一天中卡萨布兰卡发生的屠杀永远都不会被忘记。每当我想到那一天，我的身体就会感到麻痹，似乎又看到他们——来自外国［法国］军团的士兵——从我们街区附近的一个兵营中鱼贯而出，用机枪射杀行人。

枪声在我耳中回荡，妇女儿童倒下的场景不断在我脑海中重演，从何时起这样的状况就困扰着我的生活？之后我还亲眼看到很多尸体像垃圾袋一样躺在路边，但他们从未像那个可怕日子里发生的一切那样深深地震撼我……那一天我失去了对生命的热爱……必须改变这种状况，否则生命就失去了价值。25

1952年12月骚乱事件后，独立党和共产党都被法国当局取缔，数百名政治活动人士遭到流放。但素丹仍是摩洛哥民族主义诉求的关键聚焦点，因此法国人也决心逼迫他退位。通过一个由忠于法国、反对穆罕默德五世的摩洛哥显贵组成的小圈子，法国人精心策划了一场反对素丹的国内政变。一群宗教学者和穆斯林神秘主义兄弟会领袖确信，穆罕默德五世的民族主义政治与他们的宗教学说相抵触，进而宣布效忠于一位名为本·阿拉法（Ben Arafa）的皇室成员。法国当局要求素丹退位，后者拒不服从。1953年8月20日，素丹被法国警察逮捕，并在枪口的威胁下被迫飞离摩洛哥。在随后的两年内，穆罕默德五世都被流放在东非的马达加斯加岛。

穆罕默德五世的流放并未能缓和摩洛哥国内的局势。既然自我表达的政治权利遭到剥夺，民族主义者开始转入地下并诉诸暴力。他们尝试暗杀多名法国殖民官员、与法国人合作的本地显贵，甚至试图推翻新素丹本·阿拉法。作为回应，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