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兴起

，受害者的尸首散落在大街小巷”。50

巴格达街头暴力横行的同时，阿里夫上校在一整天里继续通过国家广播电台发布各种声明和命令。他下令逮捕前伊拉克内阁的所有成员，以及（伊-约）阿拉伯联盟的所有部长/大臣——无论伊拉克人还是约旦人。随着时间的推移，低级别的官员也遭到指认和逮捕，从巴格达市长到警察局局长。到当天下午，他们开始传唤被怀疑同情王室的记者和播音员。优尼斯·白哈里过去曾协助过努里·赛义德，自然被列为前政府的一名同情者，在第二天也遭到逮捕。他到达国防部时，赛义德血肉模糊的尸体正好被装在一辆吉普车的后备厢里运到。

旧政权的成员像绵羊一样被集结在一起，随后被运往一座新的监狱。这座监狱位于巴格达市郊一个称为艾布·格莱布的地方，由一座旧医院改造而成。后来，艾布·格莱布监狱将作为萨达姆的酷刑室和美军2003年入侵伊拉克后的酷刑室而臭名昭著。白哈里在艾布·格莱布被囚禁了7个月，随后被无指控释放。1959年初，他和他的妻子回到贝鲁特，发现一个新政府已然建立，内战也接近尾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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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黎巴嫩，反对派势力因伊拉克王室的倒台而欢欣鼓舞。他们相信哈希姆王室不过是英国人的傀儡，伊拉克自由军官则是纳赛尔式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者。他们为伊拉克亲西方政府的倒台而深感欣慰，在国内也加强了反对夏蒙政府的活动。正如夏蒙在其回忆录中写道：“在反叛的街区，男男女女都走上街头，涌入了咖啡馆和公共场所，发狂式地载歌载舞，以伊拉克领导人的命运来威胁黎巴嫩的合法政府。另一方面，在那些致力于建设一个和平、独立的黎巴嫩的公民中间，一种极大的恐惧正在蔓延。”51

黎巴嫩国家的根基已然被内战所动摇，现在则处于崩溃的边缘。在听到伊拉克暴力革命的消息之后仅两个小时，夏蒙就援引艾森豪威尔主义（黎巴嫩是唯一援引该信条的国家）。鉴于美国第六舰队就停驻在东地中海区域，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二天就在贝鲁特登陆。

美国介入黎巴嫩是为了防止一个亲西方政府倒向纳赛尔主义势力。美国代表盟友黎巴嫩而展示的武力包括一支1.5万人的登陆部队、数十艘离岸海军舰艇，以及海军舰载飞机多达1.1万架次的飞行任务。这些军机经常在贝鲁特上空进行低空作业，恫吓交战中的黎巴嫩人。美军在贝鲁特仅停留了3个月（最后一支美国部队于10月25日撤离），未开一枪一炮就撤离了黎巴嫩。

短暂的美国占领时期，黎巴嫩恢复了政治稳定。1958年7月31日，黎巴嫩政府军总司令福阿德·谢哈卜将军当选为总统，从而平息了反对派对于夏蒙违宪延长其任期的忧虑。9月22日，夏蒙总统的任期按程序正常结束。10月，谢哈卜总统主持建立了一个囊括忠诚派与反对派成员的联合政府。阿拉伯民族主义者曾希望黎巴嫩能加入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从而与埃及、叙利亚相绑定。但随着黎巴嫩新政府在“既无胜者，也无败者”的口号下呼吁民族和解，他们的这一幻想也彻底破灭了。


伊拉克革命使约旦完全陷入孤立，暴露在那些推翻了巴格达那远为强大的君主政体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者的威胁之下。侯赛因国王的第一反应是派遣军队赴伊拉克镇压革命，恢复其家族在伊拉克的统治。但这只是一时的情感冲动而非理性的考量。即使他那战线过长、武器装备又不足的军队能够压倒更为强大的伊拉克军队，在伊拉克也找不到任何幸存的哈希姆人可以恢复王位［唯一幸存的哈希姆家族成员宰德亲王时任伊拉克驻英大使，当时与家人居住在伦敦］。

侯赛因很快就意识到其自身地位的岌岌可危——在失去了伊拉克支持的情况下，他在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敌人们现在很容易就能推翻他。在召回自己部队——这些部队已然深入伊拉克境内150英里——的同时，他于7月16日向英、美发出军事援助的请求。与在黎巴嫩的情况相似，外国部队被视为防止外部干预的关键。对侯赛因而言，求助于前帝国强权显然风险巨大，毕竟后者在苏伊士运河危机后已然声名扫地，但孤军作战的风险更大。7月17日，英国伞兵部队和军机开始到达约旦，以遏制伊拉克革命的破坏性影响。


在冷战的高潮期，政治分析家将世界上的所有地区视为随时可能倒下的多米诺骨牌，因而华盛顿、伦敦和莫斯科也都相信伊拉克革命将触发一场阿拉伯民族主义风暴。他们也都深信伊拉克政变是纳赛尔一手策划的，后者执意要将整个新月地带纳入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版图。这一想法也部分地解释了为何美、英两国如此迅速地介入黎巴嫩和约旦来支持两国的亲西方政府。

现在所有人的眼睛都转向了埃及和伊拉克，一方面要试探纳赛尔对近期事件的立场，另一方面想弄清阿卜杜·卡里姆·卡西姆准将究竟意欲何为。纳赛尔是否会将伊拉克与叙利亚、埃及合并，建立一个阿拉伯超级大国，以重新调整中东地区的势力平衡？抑或开罗和巴格达之间的传统竞争关系，将延续到共和国时期？

根据纳赛尔的亲信穆罕默德·海卡尔的说法，这位埃及总统从一开始就对伊拉克革命怀有某些疑虑。考虑到1958年时阿拉伯世界的极端不稳定，以及美苏之间的紧张关系，进一步的地区动荡对埃及而言只能是一个包袱。

得知巴格达发生政变时，纳赛尔正在南斯拉夫与铁托举行会谈。7月17日，他直接飞往莫斯科去会见苏联领导人尼基塔·赫鲁晓夫。苏联人确信是纳赛尔精心策划了整个事件，对美国可能做出的反应感到忧虑。赫鲁晓夫温和地责备纳赛尔说：“坦率地讲，我们还没做好冲突的准备，我们还没有为第三次世界大战做好准备。”52

纳赛尔试图让苏联盟友相信，他没有插手巴格达的事件，并试图确保苏联保证（帮助埃及）抵御美国的报复。然而，赫鲁晓夫最多愿意提供的也只是联合保加利亚在土耳其边境进行军演，以期劝阻美国向叙利亚和伊拉克部署土耳其部队。“但我要明确地告诉你，不要指望更多的东西了。”赫鲁晓夫警告埃及总统说。纳赛尔则向赫鲁晓夫保证，他无意谋求将伊拉克并入阿拉伯联合共和国。

关于是寻求与纳赛尔合并还是继续维持伊拉克的独立，伊拉克新政府自身也发生了分裂。伊拉克新的领导人阿卜杜·卡里姆·卡西姆准将决心统治一个独立的国家，无意将国家拱手让给纳赛尔统治。他与伊拉克共产党密切合作，寻求与苏联建立更紧密的联系，对于大力镇压埃及共产党的开罗政权态度冷淡。卡西姆的副手阿里夫上校则尽力迎合阿拉伯民族主义者，要求伊拉克追随埃及、叙利亚而加入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卡西姆最终逮捕了阿里夫，将他的这位同谋送进了监狱，判处死刑但缓期执行（1963年阿里夫将发动政变，推翻并处决卡西姆）。

之后的5年中，卡西姆将领导伊拉克走上一条与埃及相互竞争而非团结一致的道路，伊拉克与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关系在相互指责中不断恶化。对于整个中东地区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者而言，伊拉克未能加入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令他们大失所望。在血腥的革命中，他们一度以为自己已经看到了将开罗、大马士革和巴格达这三个阿拉伯民族主义的伟大中心联合起来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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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埃及革命的推动下，阿拉伯世界经历了彻底的转型。20世纪50年代，埃及已跃居为该地区最强大的国家，纳赛尔则成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