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巴勒斯坦灾难及其后果

治舞台做好了准备，“阿拉伯普鲁士”的理想也将启发阿拉伯军队上层中的一批民族主义者。

在对巴勒斯坦灾难的回应中，阿莱米和祖雷克的呼声几乎等同于将一场阿拉伯复兴作为实现阿拉伯统一的序曲，作为在一个现代世界中赎回巴勒斯坦、实现阿拉伯人尊严的自我救赎的先决条件。他们的著作之所以在读者中产生广泛而巨大的影响，正是因为他们的分析反映了时代精神。阿拉伯民众越来越对他们的统治者感到幻灭。老一代政治精英过去曾领导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但他们在与其帝国主人的联系中也受到了污染。他们在欧洲大学接受教育，讲欧洲人的语言，穿西方服饰，在殖民主义强加的机构内工作——总之，他们散发着勾结外敌的气息。他们为小得小失而争论不休，其狭隘的世界观仅局限在帝国主义者强加给他们的国家边界之内。

阿拉伯世界的政客们完全忽视了那个仍启发着如此众多民众的更广大的阿拉伯民族。阿拉伯人在巴勒斯坦（战争中）灾难性的表现已然揭示了他们政治的破产。也正因如此，阿莱米和祖雷克提出的补救方案，即一个由被解放的公民所组成、以统一的力量来面对现代世界诸多挑战的更广阔的阿拉伯民族，才会打动许多的阿拉伯人，成为他们解决积弱现状的主要方案。巴勒斯坦的教训表明，在分裂的状况下阿拉伯人必将衰落，只有团结起来才有希望承受现代世界的挑战。

时代在变化之中。阿拉伯统治者们因其在巴勒斯坦的失败而受到了严重削弱。新的一代正伴随着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呼声而崛起，并将本国政府作为自己的首要攻击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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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伯人在以色列的惨败和以色列国的建立，彻底动摇了新独立的阿拉伯国家的稳定性。在紧接着巴勒斯坦灾难之后的数月内，埃及、叙利亚、黎巴嫩、约旦等国都被政治暗杀和政变的阴影所笼罩。

巴勒斯坦灾难之后，埃及国内陷入政治混乱。对一个新兴的宗教政党而言，在丢失的穆斯林领土上建立一个犹太国家无异于对伊斯兰教的背叛。埃及穆斯林兄弟会成立于1928年3月，其创始人哈桑·班纳（Hasan al-Banna）是一位来自苏伊士运河城市伊斯梅利亚的小学教师。班纳是一位致力于与西方影响作斗争而又富有个人魅力的改革家，他坚信西方影响正在削弱埃及的伊斯兰价值观念，强调埃及人民徘徊于欧洲启发的改革与英帝国主义之间，已然“偏离了他们信仰的目标”。35一场起初旨在埃及社会中复兴伊斯兰信仰的社会运动迅速发展为一支强大的政治力量。至20世纪40年代末期，穆兄会的势力已足以比肩埃及国内的主要政党乃至华夫脱党。

穆兄会宣称巴勒斯坦战争为一场“圣战”，派遣了大批的志愿者营队赶赴巴勒斯坦以阻止犹太国家的建立。与阿拉伯解放军中的其他阿拉伯志愿者相似，穆兄会成员低估了犹太人的力量和组织性。备战不足的同时，他们同样没有为失败做好准备。他们将阿拉伯人在巴勒斯坦的失败视为对伊斯兰教的背叛，并将责任归咎于阿拉伯政府，特别是埃及政府。回到埃及后，他们开始组织示威游行，指责政府，认为政府应对巴勒斯坦的失利负责。

埃及政府迅速采取行动镇压穆兄会。在1948年的最后几个月内，穆兄会被指控煽动骚乱、阴谋推翻埃及政府。总理马哈穆德·法赫米·努格拉希（Mahmud Fahmi al-Nuqrashi）宣布实行戒严法，并于1948年12月8日颁布政令宣布取缔穆兄会。该组织的资产遭到冻结，文件被查封，很多领导人也被捕入狱。

穆兄会领导人哈桑·班纳仍保持着行动自由。他试图调解自己组织中的极端分子与埃及政府间的矛盾，但种种努力都因双方固执己见而以失败告终。总理努格拉希拒绝会见班纳或对穆兄会做出任何让步。极端分子最终诉诸暴力。12月28日，这位埃及总理在进入内政部的途中遭到近距离枪杀，行凶者是一位1944年加入穆兄会的兽医学专业学生。努格拉希也成为紧接着巴勒斯坦灾难后第一位倒下的阿拉伯领导人。

埃及政府并未因努格拉希暗杀事件而逮捕哈桑·班纳。但这位穆兄会领导人并未因自己的自由而感到宽慰：他深知只要还保持着行动自由，自己就随时有遭到报复性暗杀的危险。班纳尝试与努格拉希的继任者进行谈判，但却发现所有的政府大门都向他紧闭着。他反复申明穆兄会与试图推翻现有政治系统的一切尝试都无关，但却无济于事。

1949年2月12日，哈桑·班纳在青年穆斯林协会总部外遭枪击身亡。人们普遍认为暗杀行动是受到埃及政府的指使，且背后有王室的支持。6周之内的两起政治谋杀案将埃及国内的政治紧张局势提升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在叙利亚，巴勒斯坦灾难引发了一次军事政变。长期以来，总统舒克里·古瓦特里就担心军队会推翻自己的统治。1949年3月30日，他的担忧终于转变为现实——军队总参谋长侯斯尼·宰伊姆上校（Colonel Husni al-Zaʻim）领导了一场不流血的政变，这次政变也被叙利亚资深政治家阿迪勒·艾尔斯兰（Adil Arslan）描述为“叙利亚近期历史中最重要也最奇怪的事件”。艾尔斯兰在其日记中进一步解释道：“普通公众欢欣鼓舞，大多数学生抓住机会上街举行示威游行，但政治精英却陷入沉默，对国家的命运走向深感焦虑。”36叙利亚政治精英们急切地想维护叙利亚共和国青年的民主体制，担心叙利亚滑向军人独裁。他们的担心是有道理的：尽管宰伊姆政府仅持续了不到150天，但这次政变却标志着军人开始登上叙利亚的政治舞台。除去几次短暂的间断时期，叙利亚在20世纪剩余的时间内一直处于军人的控制之下。

根据叙利亚外交部部长阿迪勒·艾尔斯兰的说法，宰伊姆统治最奇怪的一个方面就是他在叙利亚战败后极短的时间内，就愿意与以色列达成和解。1949年7月20日，侯斯尼·宰伊姆政府与以色列签订了停战协议。但在幕后，宰伊姆却希望比停战协议走得更远，即寻求与以色列达成一项全面的和平协议。在美国政府的全力支持下，宰伊姆通过叙利亚停战谈判团队向以色列总理大卫·本-古里安传达了一系列提议。宰伊姆提出叙利亚与以色列关系全面正常化，包括互换大使、开放边境以及与以色列的全面经济关系。

宰伊姆关于在叙利亚安置30万名巴勒斯坦难民的提议，引起了美国和联合国官员的重视。难民问题即将成为最大的人道主义问题，同时也是解决阿以冲突中的一个关键症结，这一点已确然无疑。宰伊姆请求美国帮助开发位于幼发拉底河北部的哲齐赖地区，因而提议在这一地区安置巴勒斯坦难民。他相信巴勒斯坦劳动力和美国资金的注入将推动其国家的现代化与经济的发展。37

以色列总理对宰伊姆的提议却不感兴趣。尽管受到杜鲁门政府、联合国调解人拉尔夫·邦奇博士（Dr. Ralph Bunche）以及以色列外交部部长摩西·夏里特（Moshe Sharett）的大力推动，本-古里安仍拒绝会见宰伊姆或讨论后者的提议。本-古里安坚持要求叙利亚人首先签署一份停战协议。他深知宰伊姆意在调整叙利亚的边界，在叙、以两国间分割太巴列湖，对此本-古里安断然拒绝。这位以色列总理并不急于与其阿拉伯邻居达成和平协议，当然更不希望设立以土地换和平的先例。如果说本-古里安有什么担心的，那就是反映在与阿拉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