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第一波殖民主义：北非

、仍需依靠邮寄的贝鲁特报刊滞后数月报道国外新闻时，《金字塔报》的国内外新闻报道已实现事件发生后几天甚至几小时的报道时效。

埃及报刊的影响力越来越大，赫迪威们试图加大国家对这个新兴媒体的控制力度。埃及政府关闭了那些被认为持“过分”政治立场的报纸。1876年，埃及破产，欧洲干涉埃及的政治事务，记者们活跃于支持艾哈迈德·欧拉比上校的改革派联盟。1881年，政府做出回应，实施一项严格的新闻法，开创了限制新闻自由的危险先例。

英国占领期间，新闻限制放宽了，到19世纪90年代中期，克罗默伯爵不再援引1881年的新闻法。他持续资助那些支持英国对埃及立场的报纸，如英语报纸《埃及公报》（Egyptian Gazette）和阿拉伯语报纸《穆格塔姆》（Al-Muqattam），但也没有对公开批评他政府的报纸采取任何行动。克罗默认识到，报纸只在很小的文化精英圈子中传播，新闻自由是一个有效的压力阀，可以让新兴的民族主义运动发泄怒气。

这就是艾哈迈德·艾敏在20世纪初所遇到的报刊出版的世界。这是一个阿拉伯的媒体，由欧洲的技术发展而来，以最大的跨度表达多种多样的观点，从虔诚主义到民族主义和反帝国主义。


艾哈迈德·艾敏时代的报纸所表达的民族主义是一个相对较新的现象。把“民族”作为一个政治单位，一个基于特定领土、拥有自治愿望的社群，这个想法是欧洲启蒙运动思想的产物。同世界其他地区一样，经过19世纪，这个想法在中东扎下了根。19世纪初，许多阿拉伯世界的人还都不赞成民族主义，因为它与巴尔干地区寻求脱离奥斯曼帝国（通常在欧洲支持下）的基督教社群联系在一起。埃及和北非的士兵响应素丹的号召，参加了从19世纪20年代到70年代反对巴尔干民族主义运动的战争。

然而，随着北非从奥斯曼世界的版图中被抹去和欧洲殖民统治的到来，民族主义便成为外国统治之外的另一种选择。确实，帝国主义为北非民族主义的兴起贡献了两个重要因素：一是边界，界定了需要被解放的国家领土；二是共同的敌人，以他们为斗争对象来团结民众开展共同的解放斗争。

仅仅抵抗外国占领而缺乏明确的意识形态基础并不构成民族主义。无论是阿卜杜·卡迪尔在阿尔及利亚的战争，还是欧拉比在埃及的反抗，都不能被视为民族主义运动。没有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在背后支撑，一旦军队被击败，领袖被流放，就不会有任何政治运动来继续推动从外国统治下获得独立。

直到欧洲人占领北非，民族的自我定义进程才真正开始。成为埃及人、利比亚人、突尼斯人、阿尔及利亚人或摩洛哥人意味着什么？对大部分阿拉伯世界的人来说，这些民族标签并不对应任何有意义的身份。如果被问到他们是谁，或者他们来自哪里，人们或者会用本地的身份来自称，如某个城镇（亚历山大人）或某个部落，至多是某个地区（卡比利亚山区），或者把自己看作一个更大的社群比如穆斯林“乌玛”即“社团”的一员。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几年内，只有埃及经历了严重的民族主义躁动。为解决穆斯林被欧洲基督徒统治这一矛盾，改革派穆斯林宗教人士开始策划伊斯兰对帝国主义的回应。与此同时，另一批受伊斯兰现代主义者影响的改革者也制定了世俗民族主义的纲领。伊斯兰现代主义者和世俗民族主义者都对阿拉伯思想产生了影响，并激起了后来勃兴于伊斯兰世界各地的民族主义运动。


有两个人决定了19世纪末关于伊斯兰教和现代性辩论的走向：赛义德哲马鲁丁·阿富汗尼（al-Sayyid Jamal al-Din al-Afghani, 1839—1897）和谢赫穆罕默德·阿布笃（Shaykh Muhammad Abduh, 1849—1905）。两人合作提出了一项伊斯兰改革方案，该方案直到20世纪还影响着伊斯兰世界和民族主义发展的走向。

阿富汗尼是一位不知停歇的思想家，他周游伊斯兰世界和欧洲，激励着他所到之处的追随者并警醒当地统治者。1871—1879年，他在埃及度过了8年，在影响深远的爱资哈尔清真寺学府讲学。他是受过专业训练的宗教学者，但本性上他是政治鼓动者。他在印度、阿富汗和伊斯兰布尔游历时，欧洲对伊斯兰世界的威胁之大和伊斯兰国家首脑应对这一威胁之无能让他刻骨铭心。阿富汗尼的政治哲学，其核心关切并不是埃及、突尼斯和奥斯曼帝国的坦齐马特改革者所关注的如何使伊斯兰国家在政治上变得强大和成功。相反，他认为，如果现代穆斯林遵照他们的宗教原则生活，他们的国家将恢复以前的实力，并成功应对来自欧洲的外部威胁。33

尽管阿富汗尼确信伊斯兰教与现代世界是完全兼容的，但他依然认为穆斯林需要革新他们的宗教以面对当今的问题。同所有虔诚的穆斯林一样，他相信《古兰经》的教义是永恒的，在任何时代都同样有效。过时的是对《古兰经》的解释，这是一门在11世纪被伊斯兰学者蓄意冻结的学科，目的是防止异见和分裂。19世纪的伊斯兰学者修习神学所用的书籍同12世纪的学者一样。显然，需要对《古兰经》进行新的解释，让伊斯兰教的规定与时俱进，以应对19世纪的挑战——这些挑战是中世纪的神学家未曾预见过的。阿富汗尼希望基于革新后的伊斯兰原则制定宪法，用宪法约束穆斯林统治者，明确限制他们的权力，推动全球穆斯林社团以泛伊斯兰的形式团结行动。这些激进的新思想在爱资哈尔感染了才华横溢的一代年轻学者，其中包括民族主义者艾哈迈德·卢特菲·赛义德（Ahmad Lutfi al-Sayyid ）和萨阿德·扎格卢勒（Saad Zaghlul）以及伟大的伊斯兰现代主义者谢赫穆罕默德·阿布笃。

出生在尼罗河三角洲一个村庄的阿布笃，是他那个时代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他是伊斯兰学者，做过记者和法官，最终以埃及大穆夫提的身份结束职业生涯，这是埃及最高级别的宗教官员。他为著名的《金字塔报》撰稿，同塔赫塔维一样，也做过埃及政府邸报的编辑。1882年，他是艾哈迈德·欧拉比的支持者之一，为此费尽心力，并因此被英国人流放到贝鲁特。

流亡期间，阿布笃前往西欧，在巴黎与阿富汗尼会面，与他一起创办了一份改革派期刊，呼吁以伊斯兰的方式回应西方帝国主义。基于阿富汗尼提出的原则，阿布笃在19世纪80年代后期返回埃及后发布了一份更为严格的行动纲领。

阿布笃呼唤一个更进步的伊斯兰教，但与之矛盾的是，他认为这样一个伊斯兰教应以最早的穆斯林社团，也即先知穆罕默德和他的追随者们为榜样。这个社团在阿拉伯语中被称为“萨拉菲”（salaf），意为“先辈”。阿布笃因此成为后来被称为萨拉菲主义的新改革主义思想的奠基人。如今，萨拉菲主义这个词与乌萨马·本·拉登和反西方的穆斯林激进主义中最激进的派别联系在一起。而在阿布笃的时代，情况并非如此。通过唤起伊斯兰教的先辈，阿布笃回溯历史去倾听那个黄金时代。那时，穆斯林“正确地”信奉他们的宗教，并因此成为主导世界的力量。在伊斯兰教兴起后，穆斯林统治整个地中海并深入南亚长达四个世纪。此后，他认为，伊斯兰思想僵化了。神秘主义悄然渗入，理性主义逐渐衰落，整个伊斯兰社团都陷入对法律的盲目尊崇之中。只有剥除这些附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