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第一波殖民主义：北非

在伊斯兰教之上的积淀，乌玛才能回归先辈们纯粹而理性的行为方式，才能恢复曾使伊斯兰世界主导世界文明的活力。

艾哈迈德·艾敏在爱资哈尔求学期间，必须得克服羞怯才能去上伟大的穆罕默德·阿布笃的课。他对阿布笃教学的回忆生动展现了这位伊斯兰改革者施于他的学生们的影响。“我上了两堂课，听到了他那美妙的声音，看到了他那令人尊敬的样貌，从他那里认识到了我从我的爱资哈尔谢赫们那里所认识不到的东西。”穆罕默德·阿布笃经常在他的教学中提及他的改革主张。艾敏回忆道：“他时不时地岔开话题去讨论穆斯林的状况、他们不诚实的行径以及纠正之方。”34

随着埃及进入民族主义时代，阿富汗尼和穆罕默德·阿布笃将伊斯兰教作为民族身份的组成部分。阿布笃和他的追随者们关心穆斯林社会的状况，他们开始围绕民族斗争和社会改革展开讨论。


在关于“穆斯林的状况”的讨论中，穆罕默德·阿布笃的追随者开始主张改变穆斯林社会中妇女的地位。自拿破仑入侵时第一次与欧洲人接触以来，埃及知识分子面对着一种截然不同的两性关系模式，但他们并不赞同。埃及编年史家哲拜尔提对法国男性施于埃及妇女的影响感到震惊。他满心不赞成地记录道：“法国的地方行政人员同穿着如法国妇女的穆斯林妻子走上街头，对地方事务和现行法规表示出浓厚的兴趣。女人们给指示、下禁令。”35这对于哲拜尔提的认知中男人给指示、下禁令的世界来说，简直是自然秩序的颠倒。

30年后，塔赫塔维在巴黎观察两性关系时，也抱怨这种“自然秩序”的颠倒。他写道：“这里的男人是女人的奴隶，无论女人漂亮与否，男人都听从女人的指挥。”36哲拜尔提和塔赫塔维来自这样一个社会，那里体面的女性都被限制在家中单独的区域，在层层衣服和面纱的遮掩下轻快地穿过公共场所，不留下任何身份的印记。在艾哈迈德·艾敏的童年时期，开罗的情形仍然如此。艾敏形容他的母亲和姐妹们“蒙着面纱，从来只隔着面纱看别人和被别人看”。37

19世纪90年代，埃及改革者开始主张改变妇女的角色，其中最为激烈的莫过于律师卡西姆·艾敏（Qasim Amin, 1863—1908），他认为为民族独立斗争做准备须从提高妇女的社会地位开始。

卡西姆·艾敏（与艾哈迈德·艾敏并无亲属关系）生于特权阶层家庭。他的父亲是土耳其人，在迁居埃及前，曾任奥斯曼帝国总督，并获得帕夏头衔。卡西姆上了埃及最好的私立学校，又继续在开罗和蒙彼利埃学习法律。1885年，他回到埃及，很快就进入了以穆罕默德·阿布笃为中心的改革派圈子。

当卡西姆·艾敏的同伴们就伊斯兰教和英国占领对埃及民族复兴的作用展开辩论时，他把关注重心放到了妇女地位上。1899年，他写下了他的开创性著作《解放妇女》。在这本穆斯林改革者写给穆斯林读者的书中，卡西姆·艾敏将自己的论点同谋求从帝国主义中得到解放的世俗民族主义纲领联系在一起。

埃及妇女没有受教育的机会，更不用说工作了。1900年，埃及只有1%的女性有读写能力。38卡西姆·艾敏认为，未能赋予妇女权利削弱了整个阿拉伯世界。如今，《阿拉伯人类发展报告》的作者依然秉持这一观点。用卡西姆·艾敏的话说：“妇女至少占世界总人口的一半。延续一个国家妇女的无知状态让该国一半人口无法为国效力，后果显然是负面的。”39他用古典阿拉伯语尖刻地批评道：

我们的妇女世世代代一直屈从于强权统治，受制于强大的男性专制。另一方面，男人们只愿意接受：妇女只适合为男人服务并遵循男人的意愿。男人们当着妇女的面把她们关在机会的大门外，阻止她们自力更生。这样一来，妇女唯一的选择就是做妻子或妓女。40

卡西姆·艾敏将欧美妇女权利的进步和妇女对西方文明的贡献同埃及和伊斯兰世界的相对不发达进行了对比。他认为：“穆斯林妇女的弱势地位是阻碍我们向有利于我们的方向前进的最大障碍。”41然后，他把妇女地位与民族斗争联系在一起：“为了改善国家的状况，我们必须改善妇女的状况。”42

《解放妇女》在改革者、保守派、民族主义者和知识分子中引发了激烈的争论。保守派和民族主义者谴责艾敏的书颠覆了社会结构，而宗教学者则指责他破坏了真主的秩序。次年，卡西姆·艾敏出版了续篇《新女性》回应对他的批评。在续篇中，他没再使用宗教论调，而是从进化论、自然权利和进步的角度来支持妇女权利。

卡西姆·艾敏的作品并没有达到现代女权主义思想的期望。这是男人之间的争论，争论的是该给女性哪些好处。艾敏呼吁改善埃及社会中妇女的教育状况和总体地位，但他的不足之处在于，他没有要求男女完全平等。然而，对于他所处的时代和地区而言，他对妇女权益的推动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他的作品所激起的争论引发了变革。他的动议将在此后20年内被埃及精英妇女接受，她们加入民族主义运动并开始要求她们自己的权利。


19世纪末，在关于民族认同、伊斯兰改革和如性别平等等社会问题的大辩论的影响下，一种独特的埃及民族主义开始兴起。决定早期埃及民族主义走向的两个最有影响力的人物是艾哈迈德·卢特菲·赛义德和穆斯塔法·卡米勒（Mustafa Kamil）。

艾哈迈德·卢特菲·赛义德（1872—1963）是一位乡村名流之子，他上了一所现代中学，并于1889年进入法学院。尽管他被公认是穆罕默德·阿布笃的弟子，但他并没有优先将宗教作为民族复兴的基础。他政治理念的核心是将埃及视作民族。从这个意义上说，他是阿拉伯世界第一批民族国家的民族主义者之一。他与那些将阿拉伯人、奥斯曼人或泛伊斯兰的理想作为首要拥护对象的人不同。他是穆罕默德·阿布笃的圈子所创建的人民党的创始成员，他也在他编辑的《报纸》（al-Jarida）上写文章，依托前一种身份，通过后一个平台，他宣扬一种理想，即拥有自然自治权的埃及民族。

卢特菲·赛义德反对英国人和赫迪威的两种专制统治，认为他们剥夺了埃及人民建立合法政府的机会。但他也承认英国统治带来的健全管理和财政规范是有益的。他还认为，在当前情况下，谋求从英国独立出来是不现实的，因为英国在埃及有既得利益，也有充足的军力来维护这些利益。相反，卢特菲·赛义德认为，埃及人民应该利用英国来改变埃及政府，迫使赫迪威接受宪法，并建立本国人的统治机构——立法委员会和省议会。

艾哈迈德·艾敏是卢特菲·赛义德《报纸》编辑部的常客，埃及民族主义者会聚在那里讨论当时的热点话题。艾哈迈德·艾敏在那里接受了社会和政治教育，“感谢我们的卢特菲［·赛义德］教授和其他人的讲座，感谢让我有机会接触一群精心挑选出来的最优秀的知识分子”。43

卢特菲·赛义德代表了埃及民族主义运动的温和派，愿意与帝国主义合作，使埃及达到能够实现独立的标准。埃及民族主义还有一个更激进的派别，代表人物是穆斯塔法·卡米勒（1874—1908）。同卢特菲·赛义德一样，他也接受了现代法学教育，是在埃及和法国完成的。他是祖国党的创始成员。在法国期间，卡米勒与一些法国民族主义思想家保持联系，他们对英帝国主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