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改革的危险

万人丧生，更多人受伤。欧洲以奥斯曼帝国少数群体的名义进行干涉，后果过于严重，奥斯曼政府不允许这种做法继续下去。

在1839年改革法令中，奥斯曼人做了一次不积极的尝试，试图收回对非穆斯林少数群体的管辖主动权。素丹在他的诏令（firman）中说：“我们崇高的素丹国的穆斯林和非穆斯林臣民将毫无例外地享受我们帝国给予的特权。”显然，如果要说服欧洲列强，不再需要他们的干预来保障基督徒和犹太人的利益，那素丹和他的行政机构就需要就穆斯林和非穆斯林之间的平等做出更强有力的声明。奥斯曼政府面临的问题是，推行教派平等政策必须得到本国穆斯林多数派的同意。《古兰经》明确区分伊斯兰教和另两种一神信仰，该区分已载入伊斯兰法。在许多信众看来，若奥斯曼政府无视该区分，这将违背真主的经书与律法。

克里米亚战争结束后，奥斯曼政府决定冒着激发国内公众愤怒的风险，阻止欧洲以帝国非穆斯林少数群体的名义进一步干涉。1856年改革法令的颁布日期的选择，配合了克里米亚战争结束后召开的巴黎和会。该法令的大部分条款涉及奥斯曼帝国基督徒和犹太人的权利与责任。法令首次规定，所有奥斯曼臣民，不论信奉何种宗教，一律平等。“任何因宗教、语言或种族而使我帝国臣民中某一群体比另一群体地位低下的区分或指称，都将从行政条例中永远抹去。”该法令进一步承诺，所有奥斯曼臣民，不分宗教和民族，都有机会上学、获得政府工作和征召入伍。

改革进程早已因其欧化的倾向而引起争议。但1856年法令颁布之前的各项改革都没有直接违背《古兰经》。穆斯林视《古兰经》为真主的原话，也是真主永恒的话语。违背《古兰经》就是违背真主，因此，毫不奇怪，在帝国的城市里宣读1856年法令激起了虔诚穆斯林的愤怒。大马士革的一位奥斯曼法官在他1856年的日记中写道：“法庭宣读了这份法令，赋予了基督徒完全的平等，准许了平等、自由和其他违反永恒的伊斯兰法的做法……它是落在所有穆斯林［头上］的灰尘。我们请求真主让宗教更强大，让穆斯林取得胜利。”8奥斯曼臣民立即明白了这一改革的重要性。

坦齐马特改革正在把奥斯曼帝国带入危险的境地。由于政府颁布的改革违背了大多数人的宗教信仰和价值观，改革进程有可能引发对政府权威的反叛和民众之间的暴力。


奥斯曼人并不是最早颁布穆斯林、基督徒和犹太人平等法令的穆斯林统治者。早在19世纪20年代，穆罕默德·阿里在埃及就已经做到了。但他颁布这部更早的法令，是希望在不分教派的平等基础上面向所有埃及人征税和征兵，而不是考虑解放少数群体。19世纪30年代埃及占领大叙利亚期间，推行平等原则，虔诚的穆斯林们无疑提出了反对，但穆罕默德·阿里强大到足以镇住他的批评者并贯彻他的意志。看到了穆罕默德·阿里的改革，奥斯曼人很可能认为他们可以遵循他的先例，而不会引发内乱。

埃及的占领还让欧洲的商业打入奥斯曼帝国的阿拉伯行省。贝鲁特成为东地中海的一个重要港口，商人们得以进入像大马士革这样的内陆城市的新市场，这些城市过去是对西方商人关闭的。欧洲商人开始依赖当地的基督徒和犹太人作为他们的中间人，担任翻译和代理。个别基督徒和犹太人通过与欧洲贸易和领事活动的联系而变得富有，许多人接受了欧洲公民身份，并因此获得了奥斯曼法律的豁免。

19世纪40年代，大叙利亚的穆斯林群体已经对一些阿拉伯基督徒和犹太人享有的特权产生了怨恨，这种怨恨是非常危险的。教派之间微妙的平衡正在被外部力量打破。几代人以来，阿拉伯各省第一次出现了教派间的暴力冲突。1840年，大马士革的犹太人被指控在宗教仪式上谋杀了一名天主教牧师，随后受到当局的暴力镇压。91850年10月，教派冲突在阿勒颇爆发。一个穆斯林群体袭击了城中富有的基督徒少数群体，造成数十人死亡，数百人受伤。这样的事件在阿勒颇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这反映出穆斯林商人的怨恨，他们的生意受到损害，而他们的基督徒邻居则通过与欧洲的商业往来而变得富有。10

更大的麻烦正在黎巴嫩山酝酿。19世纪30年代埃及的占领导致当地统治秩序崩溃，挑起了与埃及人结盟的马龙派和抵抗埃及人的德鲁兹人之间的不和。埃及人撤退后，德鲁兹人回到黎巴嫩山，发现在他们离去时马龙派已变得富有和强大。德鲁兹人在逃离埃及统治时放弃的土地已被马龙派占有。教派间的差异，导致1841年爆发教派冲突。这场冲突在接下来的20年里时断时续，英国支持德鲁兹人而法国支持马龙派，更是给冲突火上浇油。

奥斯曼人试图利用埃及军队撤退后留下的权力真空，更大程度地掌控黎巴嫩山。他们设置了一个双总督省，一名马龙派总督掌管北部地区，一名德鲁兹总督掌管贝鲁特—大马士革公路以南地区，以取代17世纪末以来统治黎巴嫩山但已声名扫地的谢哈卜政权。这一教派分治在黎巴嫩山的地理和人口方面都没有根据，因为两个地区都有马龙派和德鲁兹人。因此，设置双总督省只会加剧两派之间的紧张关系。更糟糕的是，马龙派还经历着内部分裂，统治家族、农民和神职人员之间的深刻分歧在农民起义过程中爆发，而起义又加剧了紧张局势。到1860年，随着德鲁兹人和马龙派各自组建武装备战，黎巴嫩山已经成了火药桶。

1860年5月27日，一支3000人的基督徒部队从扎赫勒镇向德鲁兹腹地挺进，为遭受袭击的基督徒村民报仇。他们在临近艾因德拉村的贝鲁特—大马士革公路上遇到了约600人的德鲁兹小型部队。德鲁兹人大败基督徒并继续进击，洗劫了一些基督徒村庄。艾因德拉战役标志着一场毁灭性战争的开始。马龙派基督徒节节败退，德鲁兹人以今天被称为种族清洗的方式蹂躏基督徒的城镇和村庄。目击者称，高地村庄的街道上血流成河。

在3周内，德鲁兹人占领了黎巴嫩山南部和整个贝卡谷地。位于贝鲁特—大马士革公路以北的扎赫勒镇是最后一个被攻陷的基督教据点。6月18日，德鲁兹人袭击并占领了扎赫勒，杀死了守军，并迫使其居民逃离。黎巴嫩的基督教势力被彻底摧毁，德鲁兹人取得了完全掌控。至少200个村庄被洗劫，数以千计的基督徒被杀、受伤或无家可归。11

黎巴嫩山事件加剧了整个大叙利亚教派之间的紧张局势。颁布1856年改革法令和确立不同信仰的奥斯曼公民间平等的法律地位，已经让穆斯林和基督徒之间的关系异常紧张。多位大马士革编年史家都注意到了基督徒获得法律权利后的变化。基督徒不再承认穆斯林一贯享有的特权，穿着的服饰开始使用一些先前只有穆斯林才能用的颜色。他们也变得越来越坚定自信。一位愤怒的穆斯林要人写道：“当基督徒与穆斯林发生争吵时，无论后者如何辱骂他，他都会以同样的甚至更多的脏话回骂。”12大马士革的穆斯林认为，这样的行为是不可容忍的。

一名基督徒要人也表达了相似的观点。米哈伊勒·米舍卡是黎巴嫩山人，在19世纪30年代埃及占领期间，他曾为执政的谢哈卜家族效力。此后，他移居大马士革，在那里，他被任命为美国领事馆的副领事，当时美国的势力还相对较弱。他写道：“当帝国开始在其臣民中推行改革和无关宗教信仰的平等原则时，无知的基督徒过度解读了平等，他们认为小人物不必屈从大人物，位低者不必尊重位高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