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改革的危险

1826年4月13日，一位年轻的穆斯林宗教学者靠近停泊在亚历山大港的法国帆船“鳟鱼号”（La Truite）。他是里法阿·塔赫塔维，身着开罗古老的爱资哈尔清真寺学府（创建于969年）的学者长袍和头巾，正步向通往帆船的舷梯。有生以来，他第一次踏出埃及的土地。他受命前往法国，担任穆罕默德·阿里派往欧洲的第一个教育代表团的随团阿訇。5年后，他才回到他的祖国。

上船后，塔赫塔维审视着代表团其他成员的面庞。他们是一个非常多样化的群体：总共有44名男子，年龄从15岁到37岁不等。塔赫塔维（1801—1873）当时24岁。(1)表面上看，这是一个埃及代表团，但实际上只有18名成员是土生土长的说阿拉伯语的人。代表团的其他成员说土耳其语，反映了奥斯曼帝国的民族多样性，而埃及仍然是该帝国的一部分。其中，有土耳其人、切尔克斯人、希腊人、格鲁吉亚人和亚美尼亚人。这些人是埃及总督挑选去学习欧洲语言和科学的，回国后，他们将用在法国学到的知识改造他们的祖国。

塔赫塔维出生于一个上埃及小村庄的著名法官和神学家家族，16岁起开始学习阿拉伯语和伊斯兰神学。他是一位有天赋的学者，曾任爱资哈尔的教员。1824年，他获得公职，在欧式尼扎米新军的一个步兵师中担任阿訇。依靠这一任职，加上他靠山的支持，塔赫塔维被选中履行前往巴黎的重要使命。这是一个可以成就一个人事业的任命。

塔赫塔维随身带着一本空白的笔记本，用来记录他对法国的印象。他对每一处细节都颇感兴趣：法国人如何盖房子、谋生活和信宗教，如何运作交通与金融，男性与女性如何交往，如何穿戴与跳舞，如何家装与摆桌子。写作时，塔赫塔维既带着好奇与尊重，也带着客观的批评。几个世纪以来，一直是欧洲人游历中东并将他们所见的异国的风俗习惯著述成书。如今，第一次有一个埃及人扭转了局面，书写这个叫作法国的陌生而奇异的国度。1

塔赫塔维对法国的反思充满了矛盾。作为一名穆斯林和埃及奥斯曼人，他对自己的信仰和文化的优越性充满信心。他认为法国是一个没有信仰的地方，那里“没有一个穆斯林定居”，而法国人自己则是“名义上的基督教徒”。然而，他的亲眼观察丝毫没让他怀疑欧洲在科学和技术方面的优越性。他回忆道：“法国拥有伊斯兰诸王国所缺乏的一切，说真的，在［法国］居住期间，我为此感到悲哀。”2塔赫塔维认为，有一道鸿沟将他的读者们同西方科学分隔开。欧洲天文学家已证明地球是圆的，他认为有必要对此进行解释，从而让人可以稍许感知到这道鸿沟的所指。他意识到伊斯兰世界在科学上已远远落后于欧洲，并认为伊斯兰世界有义务和权利恢复这一学问，因为西方自文艺复兴以来所取得的进步是建立在中世纪伊斯兰教所取得的科学成就的基础上的。他认为奥斯曼帝国借鉴欧洲的现代技术进步不过是西方偿还对伊斯兰科学欠下的债。3

对埃及人眼中的法国缘何成为它在19世纪20年代的样貌，塔赫塔维的书中充满了十分有趣的思考，而他对政治改革最重要的贡献，则是他对宪政的分析。他翻译了1814年法国宪章的所有74条，并撰文详细分析了该宪章的要点。4塔赫塔维相信这部宪章保有法国进步的秘密。他对他的精英读者们解释说，“我们录下这部宪章，这样你就可以看到，他们的智慧如何决定了公正和公平是王国文明与臣民康乐的因素，以及统治者和他们的臣民如何由此引导，实现国家富强、知识增长、财富积累、安居乐业”。

塔赫塔维对宪政的赞扬在当时是勇敢的。这些是危险的新思想，没有伊斯兰传统的根基。正如他承认的那样，法国宪章的大部分原则“既不能在《古兰经》中也不能在先知的逊奈［行为］中找到”。他可能会害怕其他穆斯林宗教人士对这些危险的革新做出反应，但更大的风险是惹恼他的统治者。毕竟，宪章同样适用于君主和他的臣民，并要求权力在君主和民选立法机构间分配。穆罕默德·阿里统治下的埃及是一个完全专制的政权，而奥斯曼帝国则是一个绝对的君主制国家。代议制政府的概念或对君主权力的限制，会被大多数奥斯曼精英视为颠覆性的异端邪说。

这位改革派宗教学者着迷于法国宪章如何保障普通公民的权利，而不是强化精英的控制。最打动塔赫塔维的宪章条款中，就有主张所有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以及所有公民“不论其社会地位如何，都有资格担任任何职务”的条款。他认为，这种向上流动的可能性，将鼓励“人们不断学习”，以“到达比他们所居更高的位置”，从而防止他们的文明陷于停滞。塔赫塔维又一次行走于危险的边缘。在像奥斯曼埃及这样一个等级森严的社会里，社会流动性会被他那个时代的精英们视为一个危险的概念。

塔赫塔维更进一步赞扬了法国的言论自由权。他解释说，宪章鼓励“每个人自由表达自己的观点、知识和情感”。他接着说道，一般法国人表达自己观点的媒介是一种叫作“刊”或“报”的事物。这将是塔赫塔维的许多读者第一次听说报纸，当时报纸在阿拉伯语世界还不为人所知。他解释说，无论是有权有势的人，还是普通人，都可以在报纸上发表自己的观点。事实上，他强调了平民有机会使用新闻媒体的重要性，“因为即使是一个卑微的人也可能会想到一些重要人物没有想到的事情”。然而，真正触动这位宗教学者的是新闻媒体具有让人们为自己的行为负责的力量。“当某人做了一件伟大或可鄙的事情时，记者们会记录下来，让要人和平民都知晓，这样可以鼓励做好事的人，让做可鄙之事的人改过。”

塔赫塔维对奥斯曼政治惯例最为大胆的违反在于，他详细并心怀赞赏地讲述了1830年推翻波旁王朝国王查理十世（Charles X）的七月革命。逊尼派穆斯林的政治思想主张，为了维护公共秩序，臣民有义务服从统治者，哪怕统治者专横跋扈。法国人民在查理十世暂停宪章并“羞辱了保障法国人民的权利神圣不可侵犯的法律”时起来反对他们的国王，目睹这场政治动荡的塔赫塔维显然站在法国人民这边。为了恢复君主的绝对权力，查理十世无视议会代表，禁止公众批评国王及其内阁，并实行新闻审查制度。当人们武装起来反抗他们的统治者时，这名埃及宗教学者选择支持他们。塔赫塔维对七月革命的详尽分析格外引人注目，盖因其含蓄地支持人民有权推翻君主以维护他们的合法权利。5

在巴黎度过了5年难忘的时光后，塔赫塔维于1831年回到埃及，他对法国的印象尚留在他的笔记本上。因法语流利，他获得了一个高级别任命，负责建立一个政府翻译局，主要为穆罕默德·阿里诸项改革所必需的欧洲技术手册提供阿拉伯语版本。在忙于建立翻译局的同时，塔赫塔维抽出时间修改了他的巴黎笔记，准备出版。也许是为了保护自己，避免因刊载危险政治思想而受惩罚，他在序言中对穆罕默德·阿里大肆颂扬。最终的成果完全是一部杰作，于1834年以阿拉伯语发表，随即被翻译成土耳其文。塔赫塔维的作品，通过对欧洲科技进步的清晰阐述，以及对启蒙运动政治哲学的分析，成为19世纪奥斯曼和阿拉伯改革时期的开先河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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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期间，奥斯曼人及其阿拉伯公民与欧洲的互动日益增多，迫使中东人民认识到，在军事和经济实力上，欧洲已经超过了他们。尽管大多数奥斯曼人仍然相信他们所处的世界在文化上更为优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