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阿拉伯人挑战奥斯曼统治

理发师知道城里发生的一切，因为他每天都在同各行各业的人交谈。从理发师艾哈迈德·布戴伊里（Ahmad al-Budayri）日记的记载来看，他非常健谈，且对18世纪中叶大马士革的政治和社会了如指掌。他日记中所涉及的话题都是各地理发店交谈中常见的话题，包括本地的政治、高昂的生活成本、天气以及人们对世风日下的抱怨。

除了他日记所载的内容，我们对大马士革理发师布戴伊里的生活知之甚少。他太卑微了，不足以被列入当时的人物传记，也即奥斯曼时期的名人录。他的日记因此更加引人注目。对18世纪的商人而言，有读写能力本不常见，更不用说用文字记录下他们的想法了。他很少谈论自己，更愿意写别人的事。我们不知道他何时出生、何时离世，但很明显，他写作这部从1741年持续到1762年的日记时是一个成年人。布戴伊里是一个虔诚的穆斯林，属于一个神秘的苏非教团。他已婚，有孩子，但没有提过他的家庭生活。他为自己的职业感到自豪，提到将他引入行的老师时充满敬佩，也回忆了那些他给理过发的杰出人士。

这名大马士革的理发师是奥斯曼帝国忠诚的臣民。1754年，他写道，大马士革人得知素丹马哈穆德一世（Mahmud I，1730—1754年在位）离世，震惊不已。他也记录了已故素丹之子奥斯曼三世（Osman III，1754—1757年在位）登基时公众的庆祝活动。当时的大马士革“装点得比公众记忆中的任何时候都漂亮”。他祈祷道：“愿真主保佑这个奥斯曼国家直到时间的尽头。阿敏(1)!”1

理发师为奥斯曼国家的延续而祈祷，理由充分。根据奥斯曼人的治国理念，好的统治是四个相互依赖的要素之间的微妙平衡，这一平衡可被理解为一个“公正的循环”（circle of equity）。首先，国家需要一支庞大的军队来行使其权力。维持一支庞大的军队需要巨大的财富，而税收是国家唯一的常规财富来源。为了征税，国家必须促进国民生活的繁荣。为了国民生活的繁荣，国家必须维护法律的公正，这就回到了国家的责任上来，从而完成了一个完整的循环。当时大多数奥斯曼政治分析者在解释政治混乱时往往会归咎于对上述四要素中某一要素的忽视。从布戴伊里所见证的18世纪中叶大马士革的状况来看，他确信奥斯曼帝国已陷入严重的困境。官员腐败，军纪松弛，物价高涨，政府权威的衰退损害了公共道德。

可以说，问题的根源在大马士革的总督们。在布戴伊里生活的时代，大马士革并没有按照帝国惯例由伊斯坦布尔任命的奥斯曼土耳其人替素丹统治，而是由一个本地贵族王朝统治。执政的阿兹姆家族在17世纪通过敛聚叙利亚中部城镇哈马周围的大量耕地而发家致富。后来，他们到大马士革定居，成为城中财富与权势的拥有者。1724—1783年，5名阿兹姆家族成员统治过大马士革，共统治了45年。同时，还有几名阿兹姆家族成员受命统治赛达、的黎波里和阿勒颇等行省。综合来看，统治叙利亚各省的是18世纪各阿拉伯行省涌现的地方领导力量中一个较为显赫的代表。

今天，我们可能会认为，相较于奥斯曼官僚，阿拉伯人更愿意接受同胞的统治。然而，18世纪的奥斯曼官僚依然是素丹的仆人，理论上完全忠于帝国，行使统治职权时不带私利。相比之下，阿兹姆家族的统治者们明显考虑个人和家庭利益，身居高位时，他们借机敛财并建设自己的王朝，这一切都以奥斯曼帝国的利益为代价。“公正的循环”被打破，诸事开始崩坏。


布戴伊里详细讨论了阿兹姆统治大马士革的长处和短处。他日记所覆盖的时段，大部分是艾斯阿德·阿兹姆帕夏（Asʻad Pasha al-Azm）统治时期。他在位14年（1743—1757），是奥斯曼时期所有大马士革总督中任期最长的。这名理发师对艾斯阿德帕夏极尽溢美之词，但也提出了不少批评。他谴责阿兹姆家族的总督们掠夺大马士革的财富，并认为他们应对军队的混乱和公德的崩坏负责。

在阿兹姆家族的统治下，军队已经从一支维护法律和秩序的纪律严明的部队，堕落为一群目无法纪的乌合之众。大马士革的禁卫军分为两个群体——伊斯坦布尔派遣的帝国部队（kapikullari）和大马士革本地的禁卫军（yerliyye）。此外，还有一些库尔德人、土库曼人和北非人组成的非正规部队。不同的军团经常发生冲突，给城市的和平带来了严峻挑战。1756年，在帝国禁卫军和大马士革本地禁卫军的冲突中，阿玛拉区的居民因支持前者而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为了报复，后者将整个阿玛拉区的住宅和商店付之一炬。2布戴伊里记录了多件士兵袭击甚至杀害大马士革居民而完全不受惩罚的事件。在极度焦虑时期，市民的反应是锁闭店铺，把自己关在家里，这让城市的经济生活陷入停顿。这位理发师的日记真实地记录了“安全部队”对普通大马士革居民生命和财产构成的威胁。

布戴伊里还认为，阿兹姆家族应对大马士革长期居高不下的食品价格负责。他声称，他们不仅没有监管市场、确保定价的公平，而且阿兹姆家族的总督们实际上还滥用职权来囤积粮食，人为制造粮食短缺以最大化个人利益。有一次，大饼价格下跌，艾斯阿德帕夏派他的仆从向饼铺施压，要求他们提高价格以保护小麦市场，而小麦市场是他家族财富的来源。3

在日记中，布戴伊里愤怒谴责阿兹姆家族总督聚敛财富，而大马士革的普通百姓却在挨饿。艾斯阿德帕夏在大马士革中心建的宫殿，是他滥用权力的体现，这座宫殿如今依然矗立城中。该项目用上了城里所有的建筑材料和所有训练有素的石匠与工匠，推高了普通大马士革人所需承担的建造成本。艾斯阿德帕夏命令宫殿的建造者们从城里的老房子和老建筑中剥去珍贵的建筑材料，不顾房屋主人的利益和房屋的历史价值。这个项目是艾斯阿德帕夏贪婪的明证。布戴伊里提到，艾斯阿德帕夏在宫殿的“地板下、水井中、天花板上、蓄水池中，甚至厕所里”，为他巨大的个人财富建了无数藏匿处。4

布戴伊里认为，军纪的崩坏，加上阿兹姆家族总督的贪婪，已导致公共道德的严重恶化。奥斯曼帝国之所以获得合法性，是因为它有能力推广伊斯兰价值观，且维持必要的机构，让臣民在逊尼派伊斯兰准则下生活。公共道德的崩坏因而成为国家权威崩塌的显著标志。

在布戴伊里看来，城市里娼妓横行最能说明城市公共道德水准的下滑。大马士革是一个保守的城市，良家女子遮住头发，穿着端庄，很少有机会与自己家庭之外的男性交往。大马士革的妓女们丝毫不遵循这些规矩。这名理发师经常抱怨醉酒的妓女，与同样醉酒的士兵作乐狂欢，裸露着面庞和头发，大步穿行于大马士革的街道和市场。大马士革的总督几次试图禁止卖淫活动，但都没有效果。在城中驻军的鼓动下，妓女们拒绝服从命令。

大马士革的老百姓似乎开始接受，甚至欣赏城里的妓女。18世纪40年代，一位名叫赛勒姆恩的年轻、美丽的女子完完全全地吸引了大马士革人，她的名字在当地的俚语中成了时尚和美丽的代名词。特别时髦的裙子会被称作“赛勒姆恩裙”，新奇的珠宝会被叫作“赛勒姆恩饰品”。

赛勒姆恩是一个藐视权威的鲁莽的年轻女子。她的行径让人联想起比才的卡门。1744年的一个下午，赛勒姆恩在大马士革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