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从开罗到伊斯坦布尔

br />西班牙海军需要一名海军上将来与海伊尔丁对垒。1528年，皇帝查尔斯五世（Charles V）雇佣著名将领安德烈亚·多里亚（Andrea Doria，1466—1560），让他率军与海伊尔丁交战。多里亚是热那亚人，他养着一支舰队为欧洲的君主们提供租用服务。由此看来，他同海伊尔丁一样是一名海盗。

多里亚是一位伟大的海军上将，但海伊尔丁更伟大。在他们18年的地中海对决中，多里亚很少能胜过他的奥斯曼对手。他们在1530年的第一次相遇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1529年，经过短暂的围困，海伊尔丁的军队攻占了阿尔及尔湾的西班牙要塞。西班牙的战俘沦为奴隶，被驱使去拆除堡垒，而堡垒的石头被用来建造防波堤，以保护阿尔及尔港。失去战略要塞的查尔斯五世暴跳如雷，紧急召集了一个国务会议。安德烈亚·多里亚建议袭击阿尔及尔西侧的歇尔谢尔港。1530年，多里亚的军队在歇尔谢尔附近登陆，释放了数百名基督徒奴隶，但却遭到居住在这个城镇中的摩里斯科人的顽强抵抗，他们正急切地渴望同西班牙人一战。海伊尔丁派遣了一支救援部队。为避免同更庞大的奥斯曼舰队交战，多里亚撤回了他的战船，将西班牙士兵遗弃在歇尔谢尔。坚持抵抗的西班牙士兵被杀，投降者则沦为奴隶。海伊尔丁羞辱了西班牙人两次，从而稳固了他在阿尔及尔的地位。

这名巴巴罗萨也提升了他在素丹眼中的地位。1532年，他受邀赴伊斯坦布尔会见苏莱曼大帝。他带着一支由44艘战船组成的舰队出发，一路上蹂躏了热那亚和西西里的沿海地区，夺取、劫掠并焚毁了18艘基督教船只。最后，他抵达伊斯坦布尔，素丹邀请他到皇宫觐见。他被引领到素丹面前，跪下亲吻地面，等待他君主的命令。苏莱曼命令他的海军上将起身，封他为奥斯曼海军的统帅，或称卡普丹帕夏（Kapudan Pasha），及海洋诸省的总督。在伊斯坦布尔逗留期间，海伊尔丁居住在皇宫内，定期同素丹会面，讨论海军战略。作为宠爱重臣的最高象征，苏莱曼在一次宫廷庆典上将一枚金质勋章钉在海伊尔丁的缠头上，以表达对这位卡普丹帕夏的感激，感谢他为奥斯曼帝国拓展北非疆土、打败敌对的西班牙。24

从伊斯坦布尔回来后，海伊尔丁开始筹划他的下一次重大战役：征服突尼斯。他组建了一支近1万人的远征军，于1534年8月兵不血刃地占领了突尼斯。奥斯曼人控制了从突尼斯到阿尔及尔的北非沿海地区，查尔斯五世在西地中海的海上霸权摇摇欲坠。安德烈亚·多里亚建议西班牙皇帝将海盗们从突尼斯逐走。查尔斯同意了，并亲自随舰队出征。他写道：“桨帆船、盖伦帆船、克拉克帆船、小帆船、轮船、双轨船以及其他舰船”组成的庞大舰队，载着由约2.4万名士兵和1.5万匹马组成的西班牙、德国、意大利和葡萄牙军队驶向突尼斯。“出发时我们［请求］造物主的帮助和指引……在神的佑助和恩惠下，我们将给巴巴罗萨以看上去最有效、最致命的打击。”25

当这支庞大的无敌舰队接近突尼斯时，海伊尔丁心知自己无法抵抗，便撤回了他的部队。突尼斯落入西班牙军队手中。查尔斯五世在他寄回国内的信中称，西班牙军队释放了2万名基督徒奴隶。阿拉伯历史记录称，西班牙人在洗劫突尼斯的过程中杀害了至少同样多的当地居民。从战略上讲，征服突尼斯让西班牙人牢牢掌控了通往西地中海的门户西西里海峡。仅存的穆斯林据点就是阿尔及尔了。

1541年，西班牙人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的围攻，试图攻占阿尔及尔并一劳永逸地击败海伊尔丁。一支由65艘桨帆船和400多艘运输船组成的舰队，载着3.6万名士兵和围城器械，于10月中旬启航。阿尔及利亚编年史家赛义德·穆拉德（Sayyid Murad）写道：“这支舰队覆盖了整个海面，但我无法数清所有的舰船，因为它们数量太庞大了。”为了对抗西班牙人，巴巴里海盗集结了1500名奥斯曼禁卫军、6000名摩里斯科人和数百名非正规军。面对一支人数超过自己军队3倍还不止的入侵部队，海伊尔丁看起来处于绝境之中。他的一位将领试图提振军队的士气，说道：“基督徒的舰队确实是巨大的……但别忘了安拉会在穆斯林抗击他们宗教的敌人时给予帮助。”26他的话在那位本地编年史家看来，是具有预言性的。

在西班牙入侵前夕，天气突变，狂风把西班牙的舰船吹上了岩石海岸。那些安全到达岸边的士兵被暴雨淋得湿透，火药也被水浸湿了。在这种情况下，守卫者的剑和箭被证明是更有效的武器。在150艘舰船失踪和1.2万人被杀或被俘的情况下，浑身湿透、士气低落的西班牙人被迫撤退。巴巴里海盗取得了对西班牙人的决定性胜利，并且一劳永逸地巩固了他们在北非的地位。这是海伊尔丁最伟大的胜利，这之后阿尔及尔每年都会举行庆祝活动，直至奥斯曼统治结束。

5年后的1546年，海伊尔丁·巴巴罗萨逝世，享年80岁。他成功确保了奥斯曼帝国对北非沿海地区的控制（尽管对的黎波里和突尼斯的最终征服是由他的继任者在16世纪稍晚时期完成的）。奥斯曼帝国对北非的统治不同于其他阿拉伯领土，更多地体现了这块土地的海盗传统。在海伊尔丁死后的几十年里，伊斯坦布尔任命的总督、奥斯曼舰队上将和奥斯曼禁卫军首领之间相互制衡。在17世纪，在阿尔及尔定居并成为永久居民的禁卫军首领成为阿尔及尔的总督，并通过政务委员会（或称“迪万”，diwan）进行统治。1671年，权力再次发生转移。舰队上将任命一名当地统治者，称号“德伊”（dey），取代禁卫军首领进行统治。在一段时期内，伊斯坦布尔继续任命帕夏，即总督，但帕夏的权力是象征性的，德伊握有实权。1710年开始，德伊也担任帕夏的职务，伊斯坦布尔对北非的控制也越来越弱，德伊们享有完全的自治权，作为回报，他们每年仅向帝国中央政府缴纳一小笔贡金。

奥斯曼帝国和西班牙在西地中海的争夺结束后很久，奥斯曼中央政府依然非常满意阿尔及尔的德伊们代其统治北非沿海地区。巴巴里海盗控制的沿海地区因距离伊斯坦布尔太远而无法被直接管理，也因人口稀少而无法负担更为复杂的治理体系的开销，因此，该地区成为奥斯曼人选择与当地精英合作统治的阿拉伯行省中的典型。这使得奥斯曼帝国能够在帝国国库几无损失的情况下，对具有战略价值的穆斯林地区宣示主权，并获得少量收入。这一安排也符合阿尔及尔德伊们的利益，使他们在同地中海地区海上强国的交往中，既享有奥斯曼人的保护，又享有高度自治。这一让德伊们和奥斯曼人同时受益的安排一直持续到19世纪——至此，两者都无力抵抗欧洲殖民北非新纪元的开启。


东地中海地区形成了一种截然不同的自治制度。长期以来，黎巴嫩山区为逃避受迫害的非正统宗教社团提供庇护。其中两个社团——马龙派和德鲁兹派建立了他们自己的统治系统。虽然黎巴嫩高地(以黎巴嫩山著称)与大叙利亚其他地区一样，于1516年“冷酷者”塞利姆征服时期被纳入奥斯曼帝国的统治范围，但帝国的中央政府倾向于让当地居民在自己的山寨中自治。

7世纪末，马龙派为逃避当时拜占庭帝国中敌对基督教派的迫害，到黎巴嫩北部山区寻求庇护。他们是中世纪十字军的支持者，此后与梵蒂冈关系密切。1584年，罗马开设了一所马龙派学院，向最有天赋的年轻马龙派教徒传授神学，这巩固了马龙派教徒与罗马天主教会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