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变。征服后的第一个世纪，奥斯曼人的统治并不太苛刻：阿拉伯人必须承认素丹的权威，遵守他的法律和真主的法律（sharia，“沙里亚”，即伊斯兰法）。非穆斯林少数群体可以在社群领袖的领导下，依照自己的宗教法律，自行管理，只需向国家缴纳人头税。总的来说，在这个当时占据世界主导地位的帝国内，阿拉伯人平静地看待他们的地位，即一个伊斯兰帝国中的穆斯林。

18世纪，统治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奥斯曼帝国在17世纪达到权力的顶峰，但在1699年遭受了第一次领土丧失，欧洲的敌手们夺取了克罗地亚、匈牙利、特兰西瓦尼亚和乌克兰的波多利亚省。这个现金流干涸的帝国开始拍卖政府职位和行省农业地产作为税收来源。这让边远省份的强人们积聚了大量土地，从中积累了足够的财富与权力挑战奥斯曼政府的权威。18世纪下半叶，一批这样的本地领袖对奥斯曼帝国在埃及、巴勒斯坦、黎巴嫩、叙利亚、伊拉克和阿拉伯半岛的统治发起了严峻挑战。

到19世纪，奥斯曼人开启了一个重大改革阶段，旨在平息帝国内部的挑战，遏制欧洲邻国的威胁。这个改革时期催生了一系列新的统治模式，反映了源自欧洲的有关公民的新思想。奥斯曼改革试图在行政、兵役和税收等领域建立所有公民间的权利和义务平等，对土耳其人和阿拉伯人一视同仁。他们推动构建一个新的认同——奥斯曼主义，试图跨越奥斯曼社会各种民族与宗教分野。改革并没能保护奥斯曼人免受欧洲的侵蚀，但确实让帝国加强了对阿拉伯行省的控制。在民族主义侵蚀帝国在巴尔干半岛的位置之际，诸阿拉伯行省变得益发重要。

但那些启发了奥斯曼改革的思想，也同样带来了关于民族与社群的新观念，在阿拉伯世界的一些人心中催生了不满，不满其自身在奥斯曼帝国的地位。他们开始对奥斯曼人的统治恼怒不满，日益指责后者使阿拉伯人自12世纪起处于相对落后的地位。对比过去的辉煌与当下在奥斯曼帝国内的卑微屈膝，以及这个帝国在更为强大的欧洲邻国面前的节节败退，阿拉伯世界中的许多人呼吁在他们自己的社会中推行改革，并期盼阿拉伯独立。

1918年一战后奥斯曼帝国覆灭，对许多阿拉伯世界的人来说，这是开启独立与民族荣耀新纪元的分水岭。他们希冀在奥斯曼帝国的灰烬上复活一个伟大的阿拉伯王国；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在其著名的“十四点原则”中呼吁民族自决，这让他们振作不已。但他们将面对苦涩的失望，因为他们会发现新的世界秩序不是基于威尔逊的原则而是欧洲的规则。7

英、法利用1919年的巴黎和会将现代国家体系施于阿拉伯世界，除了阿拉伯半岛中南部，所有阿拉伯地区都陷入了某种殖民统治。在刚刚脱离奥斯曼统治的叙利亚和黎巴嫩，法国人给予这两个殖民地共和形式的政府。而英国人则赋予他们的阿拉伯领地伊拉克和约旦威斯敏斯特模式的君主立宪。巴勒斯坦是唯一的例外，在那里，英国人不顾本地居民的反对而承诺建立一个犹太民族家园，破坏了建立民族政府的所有努力。

殖民势力给每个新阿拉伯国家确定了首都，作为政府驻地，并向统治者施压，要求制定宪法、组建民选议会。边界在很多情况下都是人为设定的，由相邻国家协商确定，但常伴有争执。许多阿拉伯民族主义者反对这些举措，认为它们分裂且削弱了阿拉伯民族，后者只有通过更广泛的阿拉伯统一才能重新获得其应有的地位，即成为受人尊敬的世界性力量。但是，根据欧洲的规则，只有获得承认的民族国家才是合法的政治实体，这与是否拥有帝国的历史根源并不相干。

殖民时代的一个长期遗产是民族国家的民族主义（如埃及民族主义、伊拉克民族主义）和泛阿拉伯民族主义间的矛盾。到20世纪四五十年代阿拉伯国家开始摆脱殖民统治获得独立时，两种民族主义间的分歧已成为永久性的。其中的问题是，大部分阿拉伯公民相信，基于殖民主义所创制的政治体的、更小范围的民族主义，从根本上说是不合法的。对于那些期待阿拉伯人在20世纪重振雄风的人来说，只有更广泛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才能有如下前景：动员起足够多的民众、团结一致，这对于恢复阿拉伯人在当今各国中应有的位置而言是必需的。殖民经历让阿拉伯人成为一群国家而不是一个民族社群，对于这样的结局，阿拉伯人一直深感失望。


二战撼动了欧洲对世界事务的影响力。战后的岁月是一个去殖民化的时代，亚洲与非洲各国从殖民统治者手中获得独立，而独立往往需要借助武力。20世纪下半叶，美国和苏联成为主导性的大国。两国之间的对抗被称为冷战，将界定一个新的时代。

莫斯科和华盛顿为争夺全球统治权而进行激烈竞争。美国和苏联都试图将阿拉伯世界纳入他们各自的势力范围，中东由此成为超级大国对抗的几个竞技场之一。尽管已进入民族独立时期，但阿拉伯世界的回旋空间依然受到外部规则即冷战规则的限制，时长近半个世纪（1945—1990）。

冷战的规则很直接：一国可以成为美国或苏联的盟友，但不能同时与两国保持友好关系。总的来说，阿拉伯人民对美国的反共产主义与苏联的辩证唯物主义并没有什么兴趣。他们的政府试图通过不结盟运动寻求一条中间道路，但徒劳无功。最终，阿拉伯世界的每一个国家都被迫站队。

那些进入苏联势力范围的阿拉伯国家自称“进步国家”，但西方则称他们为“极端国家”。这些国家包括在20世纪下半叶经历过革命的每个阿拉伯国家：叙利亚、埃及、伊拉克、阿尔及利亚、也门和利比亚。而那些选择站在西方这边的阿拉伯国家——自由共和制的突尼斯和黎巴嫩以及保守君主制的摩洛哥、约旦、沙特和海湾国家，则被进步的阿拉伯国家称为“反动国家”，被西方认为是“温和国家”。这样就形成了超级大国与阿拉伯人之间的庇护关系，阿拉伯国家从超级大国那里获得军火来发展军队、获得援助来发展经济。

只要两个超级大国存在，这个体系就能维持相互制衡。苏联和美国都不敢在该地区发起单边行动，担心激起另一个超级大国的敌对回应。华盛顿和莫斯科的政府官员生活在对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恐惧之中，日夜操劳，防止中东点燃这样的大战之火。阿拉伯领导人也知道如何游走于超级大国之间，他们以倒向敌对阵营来威胁庇护国，以获得更多的军火和发展援助。尽管如此，到冷战结束时，阿拉伯人十分清楚，他们离冷战初所希望实现的那种程度的独立、发展和尊严依然遥远。随着苏联的解体，阿拉伯世界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但这个时代对之更为不利。


1989年柏林墙倒塌后不久，冷战结束。对阿拉伯人而言，这个单极化的时代始于1990年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当苏联投票赞成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美国领导的打击克里姆林宫昔日盟友伊拉克的战争时，格局已然确定。冷战期间的稳定状态被一个不受限制的美国力量主导的时代取代，阿拉伯世界的许多人担心出现最坏的状况。

后冷战时期，美国对中东的政策摇摆不定。20世纪90年代起，美国各任总统推行了非常不同的政策。对于苏联解体时在任的美国总统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来说，冷战结束意味着一个世界新秩序的开始。一直到比尔·克林顿，国际主义与接触战略一直是美国政策的特征。2000年，乔治·沃克·布什当选后，新保守派上台，美国转向单边主义。2001年9月11日美国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