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和平文化的工地

那么，这场“战争的战争”能否给出如何实现和平的启示呢？乍一听，就这样一场三十年都没和解的战争提出这种问题，似乎太荒谬了。它似乎是一场战争的反例，人们可以从中更多地了解什么事情不该做。正是这场战争的持续时间和影响范围以及贯穿始终、从未停止的和平尝试，却让它成了最大的和平工地。人们运来了建筑材料，备好了种种建筑技巧，最后建成了一个由多主权国家构成的欧洲建筑群，拱卫着一个双元制的联邦国家。但即使是这份“一切和约之和约”，一开始也只有外壳，人们用一系列和平庆典，心怀希望和感激之情，庆祝其新房封顶，其中，至今仍在举办的奥格斯堡和平庆典最为突出。在帝国内，其他的制度扩张则一步步走向完善，形塑着今后整个德意志的历史：有一位早期立宪制的皇帝作为帝国首脑、首次以永久帝国会议形式持续运作的议会、新的确保和平与法制的帝国司法权（其顶端分别是帝国皇室法院和帝国最高法院），以及与邦国共同承担地区管理和阶梯式防御体系的帝国大区。现已成为议会军的帝国军队和联邦制的组织形式所带来的“结构性不可侵犯力”，使得帝国稳定了150年。而这种“结构性不可侵犯力”，从积极意义上来说受到双元决策权的军事牵制，从消极意义上来说则是被联邦制等级化的安全体制所掣肘。帝国制度对欧洲国家制度产生了干扰，一些帝国成员也具有双重地位，其中首推从世袭领土崛起的奥地利王室的选帝侯制度，以及后来努力过或成功与其他欧洲大国组成君合国的大选帝侯们，如巴伐利亚、萨克森、汉诺威和勃兰登堡普鲁士。鉴于以上情况，欧洲战争也可以被带回“帝国基本法意义上的和平帝国”（赫尔穆特·诺伊豪斯语）。

另一方面，《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决定了单个主权国家的发展方向，“集体安全体系”确切地说还不是一个目标导向化的研究模型，欧洲的国家建构尚未完成。然而，国家建构的不完善应当对“近代早期的动荡”负有责任。原因是：其一，国与国的并立虽被提升至准则层面，但还不够稳定，如路易十四新普世主义的倒退，欧洲各国一起动用了军事暴力反抗才阻止了他，还有擅长战争的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闯入了国家体系内部，推迟了国家建构；其二，国家的制度自治仍存在赤字。国家政权属于统治者，却听任某个军阀调遣常备军，独断专行，不受控制，但凡有一点点不确定因素，王权的更替就会导致继承战争的爆发。与帝国内不同，欧洲范围内的教派对立并不合法，加之侵略性的重商主义新经济政策很快席卷而来，次要利益冲突频仍，尚未独立的国家理性背负起更沉重的负担。因此，1648年开启的公认的欧洲多国制时代恰好导致了一个穷兵黩武的早期国家时代。

然而，战争频仍的地区也不得不签订大量和约，于是，这场“战争的战争”的经验以及写入《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种种尝试和部分解决方案，已汇入和平经验的蓄水池。它是一份“和约的和约”，因为往回看，它解决了一场战争灾难，而往后看，它也成了未来欧洲和约的模板。典范的前言和反复出现且持续发挥作用的条款已然证明了这一点，此外，还有一些原则性的内容。

除了战争，和约的签订更是一个巨大的媒体事件，其文字和图片不仅在德意志战场上决定了公众感知，留下了深深的印记，而且正如海因茨·杜赫哈特（Heinz Duchhardt）的研究所指出的，媒体事件使和约签订之年变成了全欧洲的“头条新闻年”。甚至在印刷业中，和平条约以令人惊讶的密集程度传播，公众影响力持续攀升。1998年周年纪念时，已有42种不同版本的条约文本为人所知，但更多的还在后面——人们很快查明，共存在74个版本。值得注意的是，从拉丁文原版译入的德语版本中，有很大一部分不仅作学术和法律用途，而且满足了政治的实际需求。皇帝的维也纳版本和大主教的美因茨版本等几个主要版本逐渐演变成一个由德意志官方语言书写的半官方版本。评论文章和其他欧洲语言的译本接踵而至，就这样为基本的欧洲和约建立起了一个信息灵通、有出版业支持的公众群体。其他欧洲和约也自有其必要性，却完全无法超越这一和约所确立的准则。它们依照这一范例炮制出自己的条约文本，这些文本又被次第发表并评论，好似欧洲人追求永久和平道路上的一座座里程碑，而永久和平的必要条件则是后来康德试图界定的。

此外，这些和平条约也被纳入近代早期的条约集，就这样有了条约语料库，供政治家、法学家和外交官使用。专家本雅明·杜尔斯特（Benjamin Durst）认为，以上做法大大有助于推导出尚未成形的国际法，并通过反复出现的推动者将国家体系视为国家体系，这一观点令人信服。和平世代累积延续了欧洲的和平话语，排除了那些完全不同且不成功的实践，并创造出自成一体的和平文化。多项研究项目致力于此。这些工作包括厘清和平文化的承担者及其翻译成就，即创造了通行于欧洲的跨语际和平语言，也包括积累法学和外交学的和平知识，如怎样选择谈判地点，条约应如何措辞，有着怎样的应用和象征意义。因为，欧洲外交以和平外交的形象出现，而和平则作为欧洲准则奏效，并非理所当然，在万不得已时，和平之准则也有悖于欧洲近代的现实情况，被邪恶地中断了几次。

从整个国家法兼外交视角衡量政治文化是否适用于和平，需要将视野扩大到整个文化范畴，而位列最后的艺术所达成的和平成就绝非不值一提。因为除了社会、政治制度外，音乐、绘画和诗歌带走了这场人类灾难，并阻止了人类文化的崩坏。三十年战争期间，来自意大利的音乐革命以海因里希·许茨（Heinrich Schütz）和小乐匠的形象在教堂音乐领域产生了重要的共鸣。这一时期领先欧洲的西班牙、弗兰德尼德兰绘画双双登顶艺术之巅，丝毫不受两国交战的影响。除了当前的其他骑士画像和战役场景外，迭戈·委拉斯开兹凭借著名的描绘和解场景的油画《布列达的投降》（Die Übergabe von Breda）率先达成了和平，格拉尔德·特鲍赫则画出了尼德兰在明斯特的和谈过程，而首位艺术史学家约阿希姆·冯·桑德拉特（Joachim von Sandrart，1606—1688）则独一无二地在画中记录下了纽伦堡执行大会的闭幕宴会，即人们真正建立和平的大会。总而言之，尽管有战争的存在，宗教、神话以及肖像画、室内画、风景画和静物画构成的日常生活“正常”题材依然占据主导地位，维持了文化的延续性。德意志的视觉艺术作品主要是铜版画，通过记录和评论的形式伴随着整个战争。随着战争持续时间越来越长，铜版画也开始表达对和平的渴望，比如把手持丰饶象征的和平女神放在手握武器的战神玛尔斯对面，显示出前者是更好的选择。

而最后，诗人控诉着德意志文化的灭顶之灾，却用精巧的艺术消除了这一危机，令人印象最为深刻。其时，诗人刷新了语言和诗学，并发展出一个独立的时代风格，即德语文学史上介于宫廷情诗工匠诗歌（Minne- und Meistersang）和魏玛古典主义（Weimarer Klassik）之间的艺术高峰——巴洛克文学在这场战争中令人难以置信地蓬勃发展。与音乐和建筑的晚期巴洛克风格不同，文学以先锋的姿态走在最前沿。马丁·奥皮茨的诗学规则、坚韧不拔（Constantia）(5)的主导美德以及牧羊人(6)般的兴高采烈和人生乐趣，都是人们放下战争的风流解药。这些作品的基调始终是对和平的渴望，直到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