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战役中的帝国和平政策

近代专门研究帝国的历史学家们有充分的理由提醒人们，瓦伦斯坦不仅是一名将领，而且是一位帝国等级，即帝国诸侯，并拥有相应的政治含义。早在1623年，“弗里德兰人”就因掌握着各种形式的政权而被擢升为帝国诸侯等级（Reichsfürstenstand），在其第一个统帅任期结束时，这位弗里德兰和萨根公爵获得了转授给他的更大更古老的梅克伦堡公爵的爵位。即使他一度因瑞典人的占领而失去了领地，且这一头衔并不为所有人所承认，但就像所有身处类似境地的统治者那样，瓦伦斯坦保持了这一最高头衔并一如既往地签署文件。一份资料汇编总结道，在第二个统帅任期内，瓦伦斯坦这位前保皇派与其他帝国等级有所合作，在他们所理解的帝国联邦体制中，帝国等级的地位成为“独立政治的基础”。反对的声音认为，直至《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提出联盟权利，才开启了上述可能性，但这不过是对宪法条款的一种站不住脚的误读。事实上，《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只是维持了早已存在且在三十年战争中已付诸实践的做法。这位年青一代的公爵仿佛学会了近代早期的为政之道，只做萨克森和巴伐利亚等帝国等级和诸位前任诸侯理所当然要求之事，即莫问太多，与帝国内各方势力及敌方力量保持联系，彼此结盟，甚至与外国势力结盟。根据帝国传统，等级仅有“不反对皇帝和帝国”这唯一的限制，并在1648年被编入法典。有一种例外情况，即“自救”，如萨克森在面临帝国军队入侵时悍然自卫。没有皇帝的和平政策必定会成为针对皇帝的防御措施，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瓦伦斯坦到头来也为自己设置了一个紧急出口。

在来自维也纳的种种威胁传闻影响下，瓦伦斯坦在1634年初发表了著名的《比尔森保证书》（Pilsener Revers），他在本军大营中要求他的军官保证效忠于他，这可以被解读为叛变，但也并不绝对。整个事情本质上是漫长谈判的结果或者是被精心安排的。那时，瓦伦斯坦再度萌生了退意，欲辞去帝国最高指挥官职务，他手下的军官团却大惊失色，有人担心军队的声望，有人害怕自己的地位不保，有人操心财务清算，于是便通过立下誓死效忠誓言的方式迫使瓦伦斯坦改变心意。程式化的宣誓形式缺少了在恰当的位置留下效忠皇帝的言辞，这或许会被过度解读，也可能被宣称为办公室文书的错误。统帅在第二份保证书里否认了反皇帝的意图，但显然，这份亚文本却传递出这样的潜台词，即公爵不仅仅想要被视为皇帝的部下，而且也希望成为皇帝的伙伴和盟友。但维也纳却不这么看：不听话的将军就得下台，这一目标似乎愈加紧迫了，且需要有人加以推动。

在举世哗然的血腥事件后，传单、小册子和新兴报业的反应着实出乎意料。人们本来以为，政界和公众会跳过这一轰动新闻，不会继续对“瓦伦斯坦问题”感兴趣。但这一既有假定是错误的。相反，宣传册和新闻界的不同解释与立场之间发生了激烈的碰撞，几乎可以说是围绕着死去的统帅打了一场“媒体战役”。与此同时，某些原有的立场完全颠覆过来。帝国和巴伐利亚的将领们将这位被除掉的统帅兼谈判领袖说得一无是处，异口同声地指摘他可耻的背叛。皇帝略有迟疑地承认了杀害瓦伦斯坦的责任。为了给皇帝辩护，人们先后两度搜查了瓦伦斯坦被查封的办公室，试图找到一些书面证据，却一无所获。

由于帝国皇室法院所判决的“臭名昭著的叛国”罪名根本就站不住脚，万不得已时唯一能解释的逃亡萨克森的行动也只不过是针对该判决的回应而已。宣传部门采取的操纵真相、诋毁瓦伦斯坦的手段越来越拙劣。佚名的粗劣作品《背叛的霉运》彻底颠倒黑白，其中一些抹黑瓦伦斯坦的荒诞的说法甚至延续到后真相时代。瓦伦斯坦竟成了其中的流氓演员，从一开始便致力于毁灭哈布斯堡王朝。

与此相对照的是，留给瓦伦斯坦的前敌人的任务是，反衬出瓦伦斯坦的主子即皇帝的忘恩负义，瓦伦斯坦曾两次挽救了他的皇位。此外，维也纳审判瓦伦斯坦的合法性受到了质疑，巧合的是，皇帝的统帅在死后被追授为因帝国等级自由而献身的殉道者。

回想起来，以上说法并非完全错误。随着帝国赖以支撑的等级地位的提升，瓦伦斯坦越来越多地成为一个政治活动家，这就使他成为帝国联邦制度的参与者之一。在追求和平的历程中，他曾多次与试图摆脱战争的帝国等级并肩作战，比如有天生的调解人黑森的格奥尔格侯爵（Landgraf Georg von Hessen，1605—1661）(15)或劳恩堡的弗朗茨·阿尔布雷希特（Franz Albrecht von Lauenburg，1598—1642）(16)，后者出身帝国诸侯之家，其兄尤利乌斯（Julius）为皇帝效力。正如对瓦伦斯坦怀有绝对善意的历史学家所假定的那样，与帝国等级的交往确实没能使瓦伦斯坦转变为帝国爱国者，而是毫无疑问地成了一位富有经验的帝国政治家。相应地，瓦伦斯坦在第一个统帅任期内说出“人们只需要一个皇帝”的名言，反对选帝侯干政，而在第二个统帅任期内，瓦伦斯坦却提出选帝侯可以从其他王室中选举皇帝。人们由此可以了解到帝国联邦制度的一些情况，或许也能知晓第三方即一些帝国等级对和平的追求。

新闻界则认为瓦伦斯坦被杀导致错失和平，并对此表达了极大的哀叹。一些定期出版的报纸显然在刺杀之前已经掌握了有望成功的萨克森密谈的信息，并知道瓦伦斯坦阵营里存在和平阻力，“因为他应当倾向于促成和平”。媒体期望值非常高，甚至已经把与萨克森选帝侯间的联系当作带来和平的事实进行报道。期望越大，对公认的“和平家”的意外死亡就越痛苦——这并不仅仅是事后草拟的宣传稿，而是真正被视为错失了和平良机。不管人们怎么看待瓦伦斯坦被暗杀，纽伦堡外交家们都表示，瓦伦斯坦之死没能让人们接近那件最为关切的大事，“即和平”。瓦伦斯坦死后，市面上流传着多份记载着“瓦伦斯坦和平条款”的清单，但即便其背后暗藏着一厢情愿的想法，也表明人们在大统帅身故后相信他曾做出过摆脱战争的尝试。皇帝亲手铲除了本方的首席谈判代表，明确表明他不想对和约有任何了解，也说明瓦伦斯坦孤注一掷尝试和谈的真实性。瓦伦斯坦的惨死恰恰认证了他由战争策动者到和平人士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