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队的固定化和国有化

在这段时间里，瓦伦斯坦这位职业的战争策动者到底做了什么？他那爱刨根问底的首席传记作家戈洛·曼（Golo Mann）也提出了这个问题，而这个问题的答案就在问题本身。因为瓦伦斯坦虽把其时间精力用在他梅克伦堡公爵的新爵位上，但他在不打仗的情况下依然担任帝国军队的总司令。不过，在听不到反帝国的雇佣军首领的消息后，他实际上无事可做了。面对这个矛盾的局面，戈洛·曼意味深长地指出：“于是，在接下来的一年半时间里，瓦伦斯坦是一位没有敌人的指挥官，是一位和平将军。”他在本阵营内的对手也注意到了这一点，从而抓到了摆脱他的机会。“这个人已经完成了他的职责，他可以走了。”正如席勒的名言所说。而个中真意则两度在瓦伦斯坦身上应验。

在复出之前，瓦伦斯坦为期一年半没有战争的将军生涯是军事史上一个有趣的现象。过去，没有战事时不再需要成本高昂的部队，人们会立刻将其遣散，而现在，一支如此量级的部队在和平时期还暂时保留着。对于此后在和平年代依然维持运行的常备军而言，这实际上是第一次试水。不过，这只是具有未来潜力的一步，后面必须跟着另一步。因为就其发展史而言，这种将半私人军队固定化的萌芽，只有与军事力量国有化联系起来才具有意义。这才是瓦伦斯坦在他第二个统帅任期中应火速解决的问题。

在瓦伦斯坦的第一个统帅任期结束的时候，没有人知道后面还有第二次，相较之下，第一个任期的结束不那么富有戏剧性。“弗里德兰人”的壮大对某些人构成威胁，其他人则认为签订《吕贝克和约》的结局太过示弱，瓦伦斯坦大军表现出的异国或异邦人的粗俗鲁莽令所有皇室以外的人瞠目结舌。帝国等级和行政区等级早就对此心生怨怼，想要设法补救。在1630年雷根斯堡的选帝侯大会上，皇帝不得不为了其王朝的政治目标争取各方的亲善，于是情况一发不可收拾：帝国的最高代表们跨教派联手，尤其是皇帝的天主教盟友、天主教同盟领导人马克西米利安等人，要求解除瓦伦斯坦的军权。其实，皇帝并没有对瓦伦斯坦不满的理由，反而将自己帝国权力的扩张归功于他，但是，为了重建皇帝和帝国诸侯之间的均势，朝廷屈服了。皇帝派遣了两位经验丰富的使节去瓦伦斯坦处，将充满外交辞令的解雇令传达给他。瓦伦斯坦不动声色地面对并接受了这个消息，无论是当时还是今天，这一点总是令人叹服。好在瓦伦斯坦拥有的一切即帝国等级的财产和头衔均保持不变，也包括那个颇具讽刺意味的梅克伦堡公爵头衔，毕竟，转封爵位一事曾让巴伐利亚选帝侯和其他为废黜瓦伦斯坦而四处奔走的人十分不快。瓦伦斯坦此前也已经萌生了从军中引退的想法，从而全身心地致力于邦君的职责，在其位，谋其政。

那军队怎么办呢？这或许真的是皇帝的机会，即把这个在短期和平中保留下来的军队国有化，并真正将其纳入自己的世袭领地或帝国军队管理体系中。但发生了什么呢？瓦伦斯坦的死对头马克西米利安想取而代之，未遂后则达成妥协，由天主教同盟军主帅蒂利伯爵兼任帝国军队（或者说解散后残余的四分之一部分）的总司令。军队的固定化被放弃了，帝国首脑也没有利用好这次国有化的机会。不管一支国有的常备帝国军会为日后的发展带来什么，这个结果是一切可能性中最糟糕的一种。

在瓦伦斯坦的第二个统帅任期内，情况又有所不同。1632—1634年的新一轮回合中，起初有些情况似乎在重复过往。天主教同盟无法独自应付来自外部即瑞典国王的干预（见第四章），瑞典人大举进攻帝国，唯有重新召回久经考验的军事奇才和战争组织者瓦伦斯坦。这次，他完全让人求他出山，并最终将最高指挥权转化成“绝对形式”（absolutissima forma），无论这意味着什么，他最终建立了一支新军，阻止了入侵。吕岑战役（Schlacht von Lützen）中，即使瓦伦斯坦没能完全扭转局势而令朝廷失望，但瑞典侵略者之死也遏制了其侵略的势头。“弗里德兰人”的试探性谈判未得到完全授权（见第五章），其部将在比尔森的宣誓效忠令人误解，这一切使得瓦伦斯坦背叛和谋反的谣言甚嚣尘上。无人知晓瓦伦斯坦的目标以及朝廷的行为，这给研究界留下了诸多未解之谜。在瓦伦斯坦缺席的情况下，临时即决审判庭对他进行了审判，皇帝宣布罢黜并逮捕他，“要么抓住后杀死，要么生擒活捉”。军队中有一部分向皇帝投诚，他们认为，死人更加保险，于是在1634年2月24日或25日杀死了瓦伦斯坦。鲜血淋漓的杀戮场景发生在被认为安全的埃格尔：忠诚的军官们被杀死在晚宴上，瓦伦斯坦则被刺杀在卧室里。战争债务此刻被一笔勾销，被革出社会之人的财产被罚没充公，朝廷及其委托人占尽好处。尤其是军队被保留了下来，由背叛瓦伦斯坦、投靠朝廷者担任总指挥，先是瓦伦斯坦的副手加拉斯（Gallas，1588—1647），战争结束时由皮克罗米尼（Piccolomini，1599—1656）控制并组织部队归顺帝国。此外，皇帝的儿子兼日后的继承人、已是匈牙利国王的费迪南大公（Erzherzog Ferdinand）亲自接管大军，并在1635年取胜的诺德林根战役（Schlacht von Nördlingen）中担任了具体的最高指挥工作，并在加拉斯的建议下，凭借这场胜利圆满完成了哈布斯堡王室将瓦伦斯坦大军据为己有的目标。那么，谋杀瓦伦斯坦的动机和目标是什么？要回答这个问题，与其研究瓦伦斯坦，倒不如研究朝廷或军中背叛者的阴谋，这样更容易解答“对谁有利”这个问题：谋杀瓦伦斯坦的性命对谁有好处？因此，是不是瓦伦斯坦之死的受益者导致了他的死亡？

当然，在为自证清白而将谋反的谣言强加在这位“弗里德兰人”头上的出版物中，不可能有以上问题的答案，但是，仍然有强大的证据证明朝廷的实际动机。人们在档案中找到了一份庄园总管家列支敦士登的贡达卡（Gundackar von Liechtenstein，1580—1658）于1634年1月11日呈给皇帝的奏疏，奏疏措辞清晰地向皇帝介绍情况是怎样的、会发生什么。贡达卡认为，当前的问题在于总司令“不听话”，总的来说，“大型部队依附于他而并不依附于皇帝陛下”。为了斩草除根，重塑皇帝的权威，从而将军队、军官的支配权以及“特别税和查抄充公的进项”攥在自己手里，人们必须摆脱总司令。不过，瓦伦斯坦不可能自愿挂印，皇帝应秘密将一些人员吸纳进自己的阵营，在顾问三人小组中给该案件定罪，然后，由于危险已临近，应采取极端手段，取瓦伦斯坦的性命。真实发生的情况与上述完全一致。铁证如山，这证实了从军事、政治和财政上接管军队是皇帝的根本目标。

军事上对自己的主子不够顺从最终成了瓦伦斯坦被刺的诱因。皇帝曾多次请求瓦伦斯坦出兵参加某些行动，最近的一次是让他增援被围困的雷根斯堡，但他均未理睬。在指出占领波希米亚“冬季营地”对保住军队的必要性的情况下，瓦伦斯坦也没有或只带了一半兵力前去帮忙。鉴于瓦伦斯坦特殊的半个体户地位和合同规定好的特权，人们是否可以把他的种种行为真正称为“抗命”，还有待商榷。但是，在维也纳，帝国军队越来越脱离皇帝的支配，明显使扼制这一发展趋势、并最终将其逆转过来的决定渐渐成熟。保留至今的军队也应当国有化。虔诚的皇帝知道自己欠瓦伦斯坦的，传说费迪南为了救赎那死去的灵魂，命人做了无数场弥撒。这一奇特的传说或许可以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