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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一月风暴”后全国动乱急剧升级的局面,以及中央文革小组不可一世的胡作非为及其所造成的严重后果,毛泽东也有所感觉,他虽然号召造反,却不赞成由中央文革小组煽动而急剧膨胀起来的无政府主义;他虽然提出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但绝不是不要党的领导或削弱党的领导。2月3日,毛泽东在同外宾讲话时,一方面肯定了“文化大革命”的意义,一方面又批评说,现在流行着一种无政府主义思想,口号是“一切怀疑,一切打倒”,“结果弄到自己身上。你一切怀疑,你自己呢?你一切打倒,你自己呢?资产阶级要打倒,无产阶级呢?他那个理论就是不行。”2月12日及其后的几天里,毛泽东在与张春桥、王力等人谈话时,一方面肯定了“文化大革命”的成就,一方面针对性很强地批评了当时一些甚嚣尘上的极左思潮。他说,“彻底改善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是反动的,是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建立资产阶级专政。正确的说法只能是部分地改善无产阶级专政。青年人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作了不少贡献,但是让他们马上接省委书记、市委书记的班还不行。针对“全面夺权”时否定党的领导的思潮,他强调说,还要有一个党,我们共产党不能不要党,人民代表大会还要开,国务院也还叫国务院。他又说,上海人民公社就改为上海革命委员会吧!如果还叫上海人民公社,优点是保护上海人民的热情,缺点是全国只你们一家,不是很孤立吗?《人民日报》不能登,一登大家都叫人民公社了,就会发生一系列的问题。2月上旬,毛泽东连续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会上,他批评中央文革小组在重大问题上不经请示就擅自做主,发号施令,还批评他们任意打倒老干部的做法。在2月10日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毛泽东严厉地批评陈伯达说,你是一个常委打倒一个常委。他又严厉地批评江青眼高手低,志大才疏,眼里只有一个人;打倒陶铸,别人都没有事,就是你们两个人(指江青与陈伯达)干的。他当场指示,中央文革小组开一个会批评陈伯达、江青。毛泽东虽然对陶铸到中央工作后的一些做法不满,但他并不同意陈伯达、江青用那样一种方法打倒陶铸。2月上旬毛泽东亲自召开一系列会议对中央文革小组的一些批评,实际上表明了他对“全面夺权”中那些极左做法的不满,他的这种态度在老一辈革命家中引起了强烈的共鸣,事实上成为“二月抗争”的重要动因之一。2月16日,中央碰头会继续开会。还在正式开会之前,斗争就已开始。在怀仁堂门口,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碰到张春桥,就问他:“陈丕显同志来了吗?”可是,张春桥却装出一副正经面孔,打着官腔说:“群众不答应呀!”谭说:“群众?党组织可以做工作嘛!”张春桥说:“党?党不管用了。在上海,科长以上干部统统靠边站了。”谭听了很生气,指着张说:“原来靠边站,打击一大片,都是你领导的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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