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抗争”（4）

1月22日，毛泽东接见参加军委碰头会的军队干部。参加接见的军队领导干部纷纷向毛泽东述说“文化大革命”给军队造成的破坏及挨斗被整的情况。毛泽东对这些现象表示气愤，说：“那还得了”，“到处抓人怎么行”。随后，徐向前又当面向林彪陈述理由，要求制定一个稳定军队的文件，林彪表示同意，并口授了几条意见。在此基础上，经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以及周恩来等商讨、修改，拟定了中央军委的《八条命令》。1月28日，《八条命令》由毛泽东批准下达。《八条命令》中最核心的内容，是军队一切指战员必须坚守岗位，不得擅离职守；军内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单位应严格区别两类矛盾，不得随意抓人、抄家、搞武斗；部队的运动应坚持正面教育的方针，以利于加强战备；一切外出串连人员应迅速返回本单位；一律不许冲击军事领导机关，等等。很明显，《八条命令》实际上是对军队的运动做出了严格的规定和约束，使之与地方区别开来。2月21日，中央发出通知，肯定《八条命令》“很好”，“这个命令，除第七条关于军队的文化大革命的部署外，其他各条，都适用于地方”。此后，根据《八条命令》的主要精神，中央军委又连续制定了一些旨在稳定军队的文件。这些文件有力地遏制了“文化大革命”对军队的冲击和影响，是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等老一辈革命家抵制“文化大革命”错误做法、反对江青等人阴谋搞乱军队的斗争的结果，反映了广大指战员的要求和愿望。自2月上旬起，周恩来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主持召开有部分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和中央军委领导人以及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参加的碰头会，商讨党政业务工作。怀仁堂碰头会，从一开始就成为老一辈革命家揭露、抨击中央文革小组一伙人乱党乱军行径的场合。在2月11日碰头会上，叶剑英再次拍案而起，斥责康生、陈伯达和张春桥：你们把党搞乱了，把政府搞乱了，把工厂、农村搞乱了，你们还嫌不够，还一定要把军队搞乱！这样搞，你们想干什么？他又质问：上海夺权，改名为“上海公社”，这样大的问题，涉及国家体制，不经政治局讨论，就擅自改变名称，又是想干什么？革命，能没有党的领导吗？能不要军队吗？徐向前也激愤地拍着桌子说：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支柱，这样把军队乱下去，这要不要支柱啦？会上还对江青等人迫害老干部子女的做法提出抗议，聂荣臻指出：你们不能为了要打倒老子，就揪斗孩子，株连家属。残酷迫害老干部，搞落井下石，这就是不安好心！老一辈革命家的激烈抗争，实际上已经触及“文化大革命”的三个要害问题，这就是：还要不要党的领导？应不应该把老干部都打倒？要不要稳定军队？正是在这些根本原则问题上，老一辈革命家以他们对党、对国家、对人民利益的高度责任感，针锋相对，寸步不让，同煽动动乱的中央文革小组的几个头面人物展开了一场面对面的尖锐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