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的发动（1）

“文化大革命”的发动“文化大革命”正式发动，是以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召开为标志的。会后，由于“左”倾方针在党内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抵制，8月召开的八届十中全会又一次对“文化大革命”进行发动。全面发动“文化大革命”的这两次会议，使毛泽东“左”倾方针开始在党中央占据主导地位。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1966年5月4日至26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这次会议要通过的几项议程都由毛泽东在会前主持决定，但是，开会期间，毛泽东在外地。会议由刘少奇主持，由康生向毛泽东汇报请示。会议的前三天由康生、张春桥、陈伯达等“介绍情况”。他们在发言中分别传达了1962年以来毛泽东有关阶级斗争的论述，重点介绍了1965年11月批判《海瑞罢官》以来在中央高层内部所发生的“尖锐”“激烈”的“阶级斗争”，以及毛泽东对中宣部、北京市委以及彭真、陆定一等的批判，传达了毛泽东有关开展“文化大革命”、防止中央出修正主义的指示，介绍了这次会议所要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通知》起草的经过。他们的讲话，传达了毛泽东的一系列指示，为会议定下了调子。随后，会议展开对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的“揭发批判”。5月16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通知》（后来被简称为《五一六通知》或《通知》）和中央工作小组《关于罗瑞卿同志错误问题的报告》以及根据会议上所谓揭发材料整理的6个附件。《五一六通知》宣布撤销1966年2月12日批转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即《二月提纲》），撤销彭真为组长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重新设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五一六通知》逐条对《二月提纲》进行批判，列举10条罪状，指责它的性质是：反对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反对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文化革命路线，打击无产阶级左派，包庇资产阶级右派，为资产阶级复辟做舆论准备，是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五一六通知》对党内和国内政治形势作了极其严重的估计，认为一大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中央和中央各机关，各省、市、自治区，都有这样一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混进了党、政府、军队和文化界里。他们是“一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因此，“文化大革命”的任务就是要彻底揭露那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政府、军队和文化领域等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五一六通知》集中体现了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论点，为全面发动“文化大革命”确定了一套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是指导“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