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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指出的是,李贽的著作在明代是最火的畅销书,其流行基本没有受到阻碍。张学智说“……李卓吾的影响则是全国性的,大有登高一呼,一境皆狂之势,故其生前身后,引起当时著名文人学者如张鼐、公安三袁、汤显祖、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多人的关注,批评、赞许见于多种明人文集中,他的思想和作品对当时社会的确发生了巨大影响。”
一些书商为了牟利,甚至请人假冒李贽的文笔语气写书。汪本钶《续刻李氏书序》、张鼐《读卓吾老子书述》和焦竑《李氏续焚书序》中均说到“(李氏书)假托者众”。异端思想家著作畅销到此等地步,恐怕现在的中国都难以想象吧。而当时的西方还在上演火焚布鲁诺,迫害伽利略的专制悲剧。可以说就思想自由而言,中国远远走在了西方的前面。
再以对皇帝对政府的态度而言论,明代的知识分子也压根就没有把自己当成过皇帝的仆从奴才,相反非常注意自己人格和思想的独立。
知识分子们把自己定位在皇帝的老师上,如王艮说“大丈夫存不忍人之心,而以天地万物依于己,故出则必为帝者师,处则必为天下万世师。出不为帝者师,失其本矣;处不为天下万世师,遗其末矣。”;反对那种卑躬屈膝的妾妇之道,“若以道从人,妾妇之道也。己不能尊信,又岂能使彼尊信哉”“不待其尊信,而衔玉以求售,则为人役,是在我者不能自为主宰矣,其道何由得行哉?”
更有甚者,一些明代知识分子干脆把皇帝,把政府抛在一边,完全否定出去做官的必要性,主张用学说与行为直接影响社会。泰州派的何心隐说,“若在樊笼恋恋,纵得以展高才,不过一效忠立功耿介之官而已,于大道何补?直须出身以主大道,如孔孟复生于世,身虽不与朝政,自无有不正矣。”
即便明代的官员,也远非现在一些人想象的那样只是皇帝的仆从。恰恰相反,按照明朝的制度,皇帝的旨意,内阁首相可以驳回,即便内阁通过了皇帝的旨意,下面的给事中还可以驳回。明代官员经常上书指责甚至痛骂皇帝,而即便因此受到惩罚,最终的社会舆论也会把骂皇帝的官员当成英雄,也就是在明代皇帝乃至政府根本无法控制舆论。相反那些迎合皇帝意愿的人,被说成是谄谀小人,往往被丑化得体无完肤。
明代历史上皇帝用金银向大臣们行贿,恳求他们同意自己的某个意愿的事情,就至少发生过两次。
明代政府的政务相当公开透明,官员的上疏,皇帝的批示,文件往来,经常被印刷出版,天下人都能对此评头论足。
此外明朝平民可以罢工罢市,读书人可以游行抗议(甚至政府官员都会聚集起来游行抗议),地方官员被读书秀才联合起来游行抗议的例子也不少。
可以说,明代人对政治的参与度,对政府措施的干预程度,远大于清朝。从明代思想和政治的事实来看,僵化专制并不只是中国文化的传统带来的结果,也是清朝统治下病态畸形化的结果。
由此可以说,中国文化的歪曲,是封建社会接近衰亡时,在制度上濒临崩溃前的疯狂所致,而这一切,更集中地发生在因为各种原因导致了中国历史上皇权、贵族权力最集中的朝代——清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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