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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着一些重大的失误,但这一设想显然比行为主义的行为控制设想要高明得多,也更能反映人类价值行为(追求)的合目的性特征。第二,它扫除了弗洛伊德的人性本恶(攻击性)和由此导致的人生悲观主义气息,带有一种人生乐观主义的行为取向。第三,马斯洛总结了前人在自我实现问题上的某些理论教训,注意到这一概念可能导致的误解(自私性、非社会性和反义务性等),对它作了各种道德的限制(如指出只有为他的具有奉献精神的社会化的个人才能实现真正的自我),在一定程度上淡化了这一概念的主观为我色彩,尽管并不彻底。
复次,马斯洛关于两种不同类型和性质的需要、动机和价值(基本的、缺乏性的与超越的、存在的)的详尽分析和实证,表明他一定程度上看到了人类价值追求和行为的复杂多样性,防止了片面实利主义或抽象理想主义的极端化。这一点至少在形式上为我们科学地探讨人的价值及其内在构成、层次和丰富多样性提供了参照,是不应该被简单忽视的。
但是,我们应该看到,马斯洛的心理和伦理理论都是围绕着一个中心而展开的,这个中心就是人或人性。从这一点上看,马斯洛的原则立场仍旧是西方人道主义的。以人为中心,以人的需要为出发点,最终的归宿依然是人——人性的充分实现。所以,整个马斯洛的学说可以用一个简单的公式来表达:人→需要(动机)→行为→价值实现或人性实现(以自我实现为顶点)。这种理论逻辑并没有脱出近代人道主义思想家的思维框架,与马克思所遵循的历史唯物主义思路显然大相径庭。诚然,问题的根本并不在于逻辑,但逻辑的预制对于一个思想家的理论形成毕竟不是无足轻重的。我们看到,由于马斯洛执守于上述逻辑思路,使他不能不:(1)忽略社会历史条件特别是社会经济结构对人的需要(动机)的产生和满足所具有的决定性作用。马斯洛似乎并不关心人们在什么条件下才能满足他们的基本需要。一个毫无生命权利的奴隶又如何获得温饱、安全、尊严、爱和自我实现?一般地泛谈人的需要和满足不能说明问题的全部。(2)把自我实现局限于个人自身和理想观念层次。对此,虽然马斯洛有意杜绝主观唯我论的误解,也确实有许多新的限制设定,但是,他毕竟没有能详尽地阐明自我实现与他我实现的关系,个人如何在社会生活中达到自我实现这样一些重大问题。况且,他对自我实现的界定明显地只限于个人潜能、才能或人性、人之存在范畴,只注意到自我实现所包含的肯定性方面,没有或较少注意到它所包含的否定性和关系性方面,因而也是不全面的。试问:英雄的自我牺牲是否是自我实现的一种方式?在一个人的自我实现背后是否可以包含另一个人的自我牺牲?或换句话说,当个人之间的自我实现追求发生矛盾和冲突时,该如何处理?这些都是马斯洛自我实现理论所未能解释的。而个人价值的实现所必然牵涉的自我与他人或社会之间的矛盾及其解决方法,恰恰是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所特别关注的。
此外,马斯洛的人本主义还有一个重大的缺陷:他没有对其所视为中心的“人”或“人性”做出具体的规定,因而同样落入了抽象人性论和人道主义的窠臼之中。马克思认为,没有抽象的人,因之也没有抽象的人性。以一个毫无具体规定的人或人性概念作为理论的起点,势必导致抽象的逻辑推论和逻辑结论,结果,不但难以真正达到科学地解释人、维护人的目的,而且最终会走向这一目的的反面,因为抽象的人和人性论只能导向无法说明人的结果。这是马斯洛人本主义心理学和伦理学的理论教训之一。
然而,指出马斯洛理论的失误并不是全然抹煞其理论的实际意义或某些合理性。实际上,我们客观地认定:马斯洛的理论至少在以下两个方面显示出它特有的合理价值。
一方面,从比较的角度来看,马斯洛的人本主义是对斯金纳等行为主义的理论革命和超越。前面说过,人自关系或人与世界的关系已成为当代哲学、伦理学和心理学的研究重点之一,更是心理学如何解释外在环境对人的内在心理之影响的中心课题。斯金纳等行为主义倒向了环境决定论一面,这种倾向忽视了人的主体能动性,容易把人机械化或实物化,因而是不科学的。马斯洛的人本心理学主张是对这一倾向的大胆反动,在理论上是积极的。不幸的是,马斯洛又忽视了问题的另一方面,特别是人的社会环境方面。
另一方面是从当代西方文明的总体上看,马斯洛的理论客观地反映了西方社会在现代科学技术高度发展并由此而导致出现人的失落和人的危机的情况下,人们要求重新正视人、高扬人性,以消除技术化所带来的非人化、非人道化后果之心理愿望。现代技术的空前发展和对人们生活与行为制约的日益严密和加深,造成了人们对科学与自身关系的深切关注。这一现象也导致思想家们产生种种不同的看法,或主科学、唯科学乃至导致现代科技崇拜;或反科学、主人道、高扬人性的旗帜。如果说,人类曾在神人角逐的时刻(中世纪末叶的文艺复兴)把科学视为人性力量的象征而使两者组成了同一面旗帜的话,那么今天,当他们发现科学与人或人性不仅有着同一相依的联系,而且也有着深刻的矛盾和冲突时,他们对这两者的观念和态度也就开始产生分歧了。斯金纳走向了唯科学主义,而马斯洛则走向了人道主义,两者相互对峙,各执千秋。
也许,真理存在于一种新的科学综合之中。我们认为,关于人的研究,既不能采取弗洛伊德的方式,只关注病态人;也不能采取斯金纳的方式,只关注受环境制约的人;亦不能采取马斯洛的方式,只侈谈抽象的人。而应该是三者的合题:既要研究黑暗中的人(病态人),也要研究光明中的人(健康人);既要研究受环境作用和影响的人,也要研究创造和作用于环境的人。而这一问题的最终解答又必须求助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即把人置于具体的社会历史之中来考察、解释和说明。同样,关于人与科学的研究,我们也不能只听从斯金纳和唯科学主义者的,或者只接受马斯洛和人本主义者的,而应该是两者的综合和历史主义理解。唯其如此,我们才能科学地认识和把握人与科学、价值与真理的统一,并最终揭开人类价值世界的谜底。这是我们从行为主义和人本主义两个当代心理学伦理派别的研究和比较中获得的基本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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